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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坤舆万国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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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图是利玛窦进入我国传教时传入的。他从澳门到肇庆后，就根据绘有五大洲的西文世界地图制成一幅较原图为大，用汉文注释的世界地图，由岭南西按察司副使王泮刊印，赠送要人。以后在南昌、南京和北京又重绘和修订过多次，经刻版或上石的至少有8种，形状或为一椭圆形图或分东西两半球图。其中以1602年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最为完善。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这幅椭圆形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特意把南北美洲绘在亚洲的东面，这样中国的位置就在地图的中部了。利玛窦精于数理，在我国已注意各地经纬度的测量。他测得的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西安等地的经纬度相当精确，因此能顺利地编制新图。在他改绘的世界地图中，把西方的经纬度制图法、有关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即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墨瓦蜡尼加——指南极地方）的知识、地球说和五带（热带、南北温带、南北寒带）的划分等传入中国，在士大夫阶层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完全能接受的人不多。图中译名如亚洲、欧洲、大西洋、地中海、罗马、古巴、加拿大以及地球、南北极、南北极圈和赤道等一直沿用至今。利玛窦以后传教士绘制的世界地图还有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71—1618，西班牙人，1599年来华）的《海外舆图全说》、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和蒋友仁的《坤舆全图》等。南怀仁的图中已增绘澳大利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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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光学知识的传入是从汤若望《远镜说》开始的。书中介绍了望远镜的用法、制法和原理。对于光在水中的折射现象、光经凸透镜以放大物象等都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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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力学方面有邓玉函（Joannes Terrenz，1576—1630，瑞士人，1621年来华）口授、王徵笔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书中讲到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的原理，以及应用这些原理以起重、提重等的器械。各种器械和用法都有图说。熊三拔和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主要介绍了取水、蓄水等方法和器具。《远西奇器图说》中提到有《自鸣钟说》一书，今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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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制造火器的技术，当时有一部带有保密性的书叫做《火攻奇器图说》，此书来历已不清楚了。明末清初，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汤若望和南怀仁都奉命设计铸造过铳炮。明末铸造有1200斤重和几百斤重的火炮，但数量都不多。崇祯十六年（1643年）完成的著作有汤若望口授、焦勗笔录的《火攻挈要》，内容包括各式火炮的铸造法、运用法、安置以及子弹和地雷的制造等。清初南怀仁编译《神武图说》，叙述了铳炮的原理并有附图。此后我国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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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传入后的情况是这样，西方科技知识传入后总的特点也是这样。其中只有天文和数学发展的情况与此不同，这在下面第五节论王锡阐和梅文鼎的成就时不难看出，其他学科取得的进展就很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朝政权很快衰亡，封建统治者对科技作用认识的局限，社会生产发展缓慢，不具备科学技术大踏步前进所需要的条件。具体到各学科，当然还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地学在当时明清战争的政治环境和闭关自守、抑制工商的政策下，地理视野很难开阔，地学的实践极少积累，地学知识离开了广泛与深入的实地考察与研究，是难以得到发展的。以采矿为例来看，崇祯初年，传教士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i，1582—1649，意大利人，1613年来华）从“辨矿脉以裕军需”的考虑出发，曾建议“往澳门招聘精于矿学之儒”【8】来工作，但未能实现。崇祯末年，汤若望正奉命从事采矿工作的时候，适逢清兵入关，因此搁置下来，以后就不复再议了。再从地学本身来看，因受天朝大国居地之中等思想的影响，对新观点又不能像推算日食那样容易鉴别，因此多持怀疑否定态度，如有人就指责五大洲说是“语涉诞诳”【9】。至于技术学科的发展问题，更以生产发展与否为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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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一方面传入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科学文化介绍到西方。传教士写回去的报告、书信、专著以及他们带回的许多中国典籍，对西方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哲学思想对于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过作用。在科学技术方面，例如我国的园林建筑技术，于18世纪中叶传到欧洲后，对英、法、德、荷兰等国的园林建筑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著有英国的园艺专家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的《东方园林论》（Dissertation Oriental Gardening）和德国人翁则尔（Ludwig Unzer）的《中国园林论》（iiber die Chinesischen Gärten）。又如我国天文学中的宣夜说传入欧洲，促进了西方水晶球说的崩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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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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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待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的政策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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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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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大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一般得不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但在明末清初，情况却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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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第二次来北京，同庞迪我等8人携带了很多贡品，谒见皇帝。贡品中一些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如世界地图，自鸣钟和西洋琴等，得到万历皇帝的赞许，待他们以上宾之礼，同意在京师居住。一时朝中重臣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很是推崇西学，亲自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技知识首先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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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间，由于修改历法的需要，成立了历局。当时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Jacobus Rho，1593—1638，意大利人，1624年来华）、汤若望等参加历局的工作，翻译西书，编制天文计算用表，并制日晷、星晷和望远镜等仪器观测天象，培养了一些通晓西方历算的人才。崇祯末年，与清兵交战，曾命汤若望督造洋炮，并令将制造方法传授给“兵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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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权稳定后，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器重，命他掌管钦天监印信，任钦天监监正，监员也由汤若望选荐。这样，钦天监就掌握在汤若望手中，监员中的传教士也渐增多，成为耶稣会活动的一个据点。顺治去世后，汤若望等遭到朝廷反对派的强烈攻击，被捕下狱，几乎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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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历狱问题彻底解决后，西法才得恢复。这时汤若望已病死，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康熙十三年（1674年）升为监正，奉命监造观象仪器多种。后因吴三桂之乱，再奉谕督制西洋大炮，试验有效，大受嘉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升工部右侍郎，并准携带天文仪器随侍皇帝到盛京（今沈阳）进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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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去世后，法王路易十四为了对抗葡萄牙，需要加强在中国的影响，特意挑选数名学识渊博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这批来华的传教士中留在京师工作的有张诚（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1654—1707，法国人，1687年来华）和白晋（Joach，Bouvet，1656—1730，法国人，1687年来华）二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我国与俄国谈判时，曾命张诚等随使臣前往担任翻译工作。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白晋回国聘请一些有学问的传教士来华。不久，又有10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如雷孝思（Joan－Bapt Régis，1663—1738，法国人，1698年来华）长期测绘制图，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法国人，1698年来华）着重于解剖学的介绍，并把一些西方名著译成了满文。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任用传教士共同完成了全国地图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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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1723年）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雍正皇帝对耶稣会士极为不满，除任职钦天监的传教士外，一律被驱至澳门看管，各省天主教堂也被拆除殆尽。乾隆年间，虽然有所改变，但已不如康熙时代。乾隆对于个别有专长的耶稣会士也能重用。如蒋友仁擅长天文、历法、制图和建筑技术，很得赏识。他主持编绘的《内府舆图》制成铜版104幅，印刷成册。乾隆命印100册，赐给群臣。蒋友仁逝世前一年（1773年），因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完全中止了。1785年耶稣会虽然由罗马教廷宣布恢复，但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却没有再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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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万历到清康熙大约一百余年间，封建朝廷对西方科技知识传入的政策，既能对先进的科学技术（虽然只是部分的）给予重视，利用传教士之所长，也能把科学活动与传教活动加以区别。那时我国的封建皇帝，如顺治和康熙，尽管他们非常尊重传教士，也未被说服拜倒在罗马教皇的脚下。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发展科学和技术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华大帝国的至尊思想也妨碍了他们更好地向“四夷”学习。从科学方面看，在天文、数学和大地测量方面收到的成效比较大；从时代方面看，要以康熙亲政的大约半个世纪中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最为活跃。这与封建统治颁布历法和扩大版图的需要，历局等机构的设置，以及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等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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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三种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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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的是封建朝廷，特别是封建皇帝对有一定学识的耶稣会士和他们传入的科技知识采取的方针和政策。至于士大夫则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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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否定，极力反对。如明末的冷守中、魏文魁和清初的杨光先等。他们都是宋儒理学的维护者，认为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家的理论不合，对传教士在民间的传教活动尤其不满。他们在反对天主教的同时，也反对传教士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冷守中和魏文魁甚至还主张用宋代理学家邵雍论先天象数的《皇极经世》来制历。影响比较大的是杨光先，他专门写了《不得已》、《选择议》上疏朝廷弹劾汤若望等私传邪教，阴谋不轨。杨光先本不通历法，只知抱残守缺，沿用旧历。他对新法妄加指摘，并痛哭流涕地向朝廷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0】当时康熙虽然已经即位，因为年幼，大权掌握在辅臣鳌拜一派人手中，鳌拜与传教士有矛盾，于是判处汤若望等死刑，后又赦免，只处决了钦天监中从事者李祖白等5人。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亲政后，命大学士图海等在观象台测验新旧历法，结果证明西法确实比较优越，又改用以西法为基础的时宪历。杨光先因年老免刑，去职还乡，途中暴死。对于杨光先，也有应该肯定的一面，就是他指出了耶稣会士来华有“不轨”目的这一事实，引起了清廷对耶稣会的警惕。以后除对传教活动有所限制外，在钦天监中又增了一名满人做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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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态度以徐光启、李之藻和清初的江永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方传入的东西，缺乏分析的精神，全部接受下来，对耶稣会士极为信赖，对西方科技知识过分推崇。他们努力学习西学，从事翻译和研究，在推进我国科学研究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特别对我国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贡献较大。在改历工作中他们同冷守中、魏文魁等守旧的人进行了争辩，这在当时封建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也是值得称赞的。不过，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容易被传教士的手法所蒙蔽。例如徐光启不仅没有怀疑传教士来华的目的，而且还妄想依靠天主教以“补益王化”（《辨学章疏》），结果当然是此路不通。他对我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的成就以及西方科学的评价都过于偏激，错误地认为我国古代数学“所立诸法芜陋不堪读”（《勾股义绪言》），片面地认为我国历法不讲“故”，说西洋历法“至为详备……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历书总目表》）。其实耶稣会士传入的第谷（Brahe Tycho，1546—1601）体系，当时在欧洲已经落后几十年了。由于我国没有自己的翻译人才，以至哥白尼等人的著作已经传到了北京，却因传教士的忌讳，没有予以介绍，这对我国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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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能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例如王锡阐和梅文鼎等人在深入研究中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有批判地去伪存真，因此能够青出于蓝，取得超过前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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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和梅文鼎都是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本着不带成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当在朝的士大夫在改历问题上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是：旧历固然应当改变，但西方也不是没有缺点，不能一味盲从。后来，当王锡阐写成他的天文学名著《晓庵新法》时，梅文鼎为这部书作序，称赞作者“能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可是，他们都是些在野的知识分子，只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一些贡献，不能在社会上起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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