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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的是封建朝廷，特别是封建皇帝对有一定学识的耶稣会士和他们传入的科技知识采取的方针和政策。至于士大夫则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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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否定，极力反对。如明末的冷守中、魏文魁和清初的杨光先等。他们都是宋儒理学的维护者，认为天主教的教义与儒家的理论不合，对传教士在民间的传教活动尤其不满。他们在反对天主教的同时，也反对传教士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冷守中和魏文魁甚至还主张用宋代理学家邵雍论先天象数的《皇极经世》来制历。影响比较大的是杨光先，他专门写了《不得已》、《选择议》上疏朝廷弹劾汤若望等私传邪教，阴谋不轨。杨光先本不通历法，只知抱残守缺，沿用旧历。他对新法妄加指摘，并痛哭流涕地向朝廷述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0】当时康熙虽然已经即位，因为年幼，大权掌握在辅臣鳌拜一派人手中，鳌拜与传教士有矛盾，于是判处汤若望等死刑，后又赦免，只处决了钦天监中从事者李祖白等5人。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亲政后，命大学士图海等在观象台测验新旧历法，结果证明西法确实比较优越，又改用以西法为基础的时宪历。杨光先因年老免刑，去职还乡，途中暴死。对于杨光先，也有应该肯定的一面，就是他指出了耶稣会士来华有“不轨”目的这一事实，引起了清廷对耶稣会的警惕。以后除对传教活动有所限制外，在钦天监中又增了一名满人做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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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态度以徐光启、李之藻和清初的江永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方传入的东西，缺乏分析的精神，全部接受下来，对耶稣会士极为信赖，对西方科技知识过分推崇。他们努力学习西学，从事翻译和研究，在推进我国科学研究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特别对我国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贡献较大。在改历工作中他们同冷守中、魏文魁等守旧的人进行了争辩，这在当时封建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也是值得称赞的。不过，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容易被传教士的手法所蒙蔽。例如徐光启不仅没有怀疑传教士来华的目的，而且还妄想依靠天主教以“补益王化”（《辨学章疏》），结果当然是此路不通。他对我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的成就以及西方科学的评价都过于偏激，错误地认为我国古代数学“所立诸法芜陋不堪读”（《勾股义绪言》），片面地认为我国历法不讲“故”，说西洋历法“至为详备……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历书总目表》）。其实耶稣会士传入的第谷（Brahe Tycho，1546—1601）体系，当时在欧洲已经落后几十年了。由于我国没有自己的翻译人才，以至哥白尼等人的著作已经传到了北京，却因传教士的忌讳，没有予以介绍，这对我国科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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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能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例如王锡阐和梅文鼎等人在深入研究中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有批判地去伪存真，因此能够青出于蓝，取得超过前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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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阐和梅文鼎都是清初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们本着不带成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当在朝的士大夫在改历问题上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看法是：旧历固然应当改变，但西方也不是没有缺点，不能一味盲从。后来，当王锡阐写成他的天文学名著《晓庵新法》时，梅文鼎为这部书作序，称赞作者“能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可是，他们都是些在野的知识分子，只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一些贡献，不能在社会上起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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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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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康熙帝和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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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和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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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即康熙帝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二个皇帝。他8岁即帝位，15岁亲政，直到去世，在位61年，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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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爱好自然科学，《清史稿·圣祖本纪》称赞他“几暇格物……为古今所未觏”。这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在封建帝王中确实是很难得的。他的兴趣比较广，对中国历史、文学有相当鉴赏能力，又喜欢美术，推崇程朱理学，在天文、历算方面也有比较好的基础。因此当他接触西方科学的时候，态度是积极的，而且自己也渴望学习这些知识。他早年从南怀仁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每天听讲，孜孜不倦；后来又学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康熙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南怀仁去世后，他又请耶稣会士白晋和张诚在内廷讲学。在讲授之前，先令他们学好满文和汉文，而康熙自己却不学外文。传教士讲授的学科有测量、数学、天文、解剖学和哲学等。张诚在到北京的第三年（1690年）即将几何、三角和天文方面的书籍译成汉文和满文印出，作为教科书和供皇帝阅读之用。这时康熙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学习的劲头依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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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努力学习，康熙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在数学、天文学和测量学方面了解较多。例如他能评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著作，曾召见梅文鼎畅谈历象算法；能计算“河道闸口流水，昼夜多寡”；能用“测日晷表，画示正午日影至处，验之不差”；在他58岁的那年，巡视大运河时，决定在筐儿港建筑一座拦水坝，随后就在河西务（今河北省武清县东北、运河西岸，当时是漕运要冲）“登岸步行二里许，亲置仪器，定方向，钉椿木，以纪丈量之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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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康熙皇帝玄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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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的直接领导下，利用耶稣会士在科技方面的长处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的工作，除下面准备介绍的全国地图的测绘外，还有《康熙永年历》的颁行，《数理精蕴》与《历象考成》的编著等，都对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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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社会条件和康熙本人思想方法的局限，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只能产生有限的积极效果，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他维护的是封建制度，所采取的政策不可能超越封建社会的需要。因而他亲政之后，对于妨碍科学发展的八股取士制度等，不是废除，而是沿用；对大兴文字之狱的残暴作法，不是制止，而是依旧。有一次康熙在对京畿地区亲自考察之后，看到“民生差胜于前”，但“诵读者少”，他的办法只是：“令穷僻乡壤广设义学，劝令读书。”至于应该广设什么样的义学，读什么 书，读了之后又该怎么办？对于这些问题没有采取根本的改革措施，当然不会有新的局面出现。康熙时代正值清兵入关不久，清朝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在防范汉族起而抗清。有档案材料可以说明，清政府忌讳汉人和西洋人接触。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因此，科学技术的传入，当然要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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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全国地图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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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亲自领导完成的中国全图的测绘，不仅在我国也是世界测绘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这项工作，康熙自己说是花费了“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克告成”。原来，中俄缔结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见到一幅亚洲地图，图中关于我国满洲地区的地理知识相当缺乏，就有开展测绘工作的打算。后来他从广州购入仪器，每到东北和江南各地巡视的时候，就命随行的传教士测定经纬度。在条件成熟之后，他命耶稣会士先测京师附近地图，由他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才下令由中、西双方人员组成测绘队进行全国地图的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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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图的正式测绘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的，由法国教士白晋、雷孝思和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1701年来华）等人率领。先从长城测起，然后测北直隶（今河北省），再测满洲地区。为了加快速度，1711年康熙命增添人员，分两队进行。因此关内十余省，包括西南（广西、四川、云南）、西北（至新疆哈密）广大地区，约用5年时间先后竣事。西藏地区是康熙特派2名曾在钦天监学习过数学和测量的藏传佛教僧人前去测绘的。由于当时西藏受到策妄的侵扰，二人只从拉萨测量到恒河发源处，即不再前进，匆促回返，图中所载，多来自传闻。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一份具有相当水平的《皇舆全图》终于绘成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有的尚未开始，有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我国在18世纪初期完成了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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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康熙内府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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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图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命刘统、何国宗等人前往考察采访、测量绘制的。何国宗负责经纬度测量，刘统勋担任地理调查。当何国宗在天山以北测量时，明安图正在测天山以南、并且远至中亚一带。传教士中担任测绘的有亚洛沙（F. L’ Arrocha）等。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完成的《西域图志》，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一切新疆地图之所本。乾隆又令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康熙《皇舆全图》的基础上进行改制增订，并利用了传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1689—1759）搜集的有关亚洲的地理资料。全图完成后，曾制成铜版104块，这就是十三排的《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内府舆图》的范围比康熙朝绘制的全图为大，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可以说是一幅亚洲大陆的地图了。不过最精详的部分还是康熙时所测的满、蒙与关内各省和乾隆时所测的西域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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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乾隆内府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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