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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禁烟、农政、河工、漕运、盐政、币制、广贤路、整戎政等许多有关政治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都提出了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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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力图摆脱乾嘉以来在清朝文化高压政策下形成的脱离实际，烦琐考据的学术风尚，鼓吹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们敢于著文立说，抨击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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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活动，主张坚决抵抗和斗争；同时，也主张对西方各国首先需要进行了解，而对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则更需要进行学习。为此目的，他们编译了各种介绍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情况的书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便着手编译了《四洲志》，此后还有其他一些人编译的如：《红毛英吉利考略》（江文泰，1841年）、《海录》（杨炳，1842年）、《英吉利记》（萧令裕，1842年）等。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1843年）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年）。这些书籍所介绍的外国情况，使人们的耳目一新，唤起人们注意：为了“筹制夷之策”必须“知彼虚实”。这类书籍一时风行海内，还传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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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这里，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所擅长的科学和技术来抵抗西方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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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源看来，“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45】。除了要向西方学习造船，造火器之外，他还主张在这些造船厂和枪炮厂中也造些民用船只和各种器物，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泵），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46】。而且只有自己设厂，才可以“我有制造之局，则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47】。同时他也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48】，学习西洋也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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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一书，对先进的哥白尼日心学说也进行了一些介绍，还附有地球椭圆轨道绕日运行的附图，使人易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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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魏源等人并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改革封建社会制度的要求。同时，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所限，虽然他们的这些言论在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实际上许多建议却并没有得到实现。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来看，也远不如后来的“洋务运动”时期所取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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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魏源等人几乎同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洪仁玕（1822—1864）在1859年向天王洪秀全陈奏的《资政新篇》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洪仁玕提出了发展近代交通运输和通讯，兴办银行，保护工商业，奖励科技发明，保护专利权，鼓励私人资本开矿，准许雇佣劳动等等。这些建议确实带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性质，其立足点比魏源等人要高得多。但因起义不久失败，这些建议也没能实现。退一步讲，太平天国运动即使成功，从起义的性质来看，它也不是为科技发展创造根本条件的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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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170107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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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洋务运动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大量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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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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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5年左右，历史学界经常把它称为“洋务运动”时期。这时，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在国内外政策方面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掀起了一阵兴办洋务的热潮。所谓“洋务”，除了对外交涉的内容之外，主要还包括练新军，购置洋枪洋炮和兵船战舰等武器，兴办工厂和矿山、修铁路、办电报、办学堂等等。洋务派的重要首领是和西太后勾结密切的恭亲王奕䜣和曾国藩、李鸿章等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的湘军和淮军的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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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认为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洋人的船坚炮利，特别是为了尽快扑灭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迅速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借师助剿”。在这场反革命的大屠杀中，清朝朝廷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进一步认识到洋枪洋炮“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49】。例如李鸿章与英国侵略者相勾结设立苏州炮局，结果使他们的淮军比曾国藩的湘军有更多的枪炮，从而使他的地位不断地得到提高。这就促使清政府的各级官员都竞相仿效，大办起洋务来了。他们认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剂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50】。“助剿”和“永利”正是洋务派兴办洋务的短期目标和长远打算，也正是19世纪60年代产生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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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为了镇压人民日益高涨的不满和挽救封建制度的覆亡，他们一反过去采取的政策而主张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同时由于他们所处的掌权者的地位，使他们有可能把兴办洋务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向全国推行，因而所起的作用当然也和前阶段魏源等人所提倡的改良主义，从效果上讲是不能相比拟的。从明末清初起到这时为止，近三百年来，中华老大帝国的封建统治者承认自己也需要向“番邦”“四夷”学习，这还是头一次。遗憾的是已经为时过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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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兴办洋务的阵阵热潮当中，西方的科学技术，从新式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电报、轮船和火车等近代交通通讯工具都相继传入我国。同时还在各处设立了译书馆等机构，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这一切都使洋务运动时期成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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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连同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一道，被称为“西学”，以此和中国传统的“中学”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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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方面，用张之洞的话来归纳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中学”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儒学，而这对维护封建的法统和体制来说是不可少，也是不可改变的。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当然不可用，民主共和制更不能接受，能向西方学习的只有船坚炮利的技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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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也还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搞洋务运动。这些人有醇亲王奕，还有大学士倭仁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在政府的各级机构、地方士绅和守旧书生当中也不乏其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洋务运动的反对派。和洋务派相对照，也可以把他们称为顽固派。这些顽固派反对搞洋务运动的理由，和明末清初的杨光先等人所主张的“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洋人”之类的理由差不多。倭仁在上奏的奏折中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侍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又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51】在设立学校、开发矿产、修筑铁路等各个方面，顽固派总都要出面反对一气，甚至“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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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顽固派和洋务派同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他们之间虽然存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封建的体制不能改动，即对“中学为体”双方的认识是一致的；只不过洋务派赞成“西学为用”，而顽固派则认为用西学也是一种罪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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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洋务显而易见是符合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利益的。1865年至1866年，当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运动之后，掌握了税务司大权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便分别提出了《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借法自强”，则“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他们所谓的“外国之方便”也就是“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民法等”，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好处”指的正就是孔孟之道的“圣教文化”。可见他们所想的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一个东西。在他们看来，中国保持封建的落后体制不变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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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却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两个对立的新生阶级，引进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兴办了封建的手工业作坊无可与之相比的近代工厂和矿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却也养肥了清朝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并使洋老板赚足了钱，使中国人民背负起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样，就进一步把中国社会拖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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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厂矿山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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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期间，不仅由政府官办了一些工厂，而且也出现不少由外国资本家和本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兴办的各种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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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工厂，早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便开始了。开始时还只限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以后随着列强对我国侵略活动的加剧而逐渐深入内地。外国资本在我国开设工厂，最早是船舶修造业和缫丝业。其后渐次对制茶，制糖、皮革、食品加工、制药、印刷、卷烟等行业都开设了专厂。此外，对城市公用企业，如电灯厂、水厂、煤气厂等等外国资本也投资设厂。在上述各种行业的工厂里，大都引进了西方当时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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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府所兴办的工厂，开始时大都是由洋务派倡议兴办的兵工厂，时间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曾国藩开设的安庆军械所（1861年）要算其中最早的。之后又有江南制造局（1865年）、金陵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湖北枪炮厂（1890年）等较大工厂的设置以及全国各地一批中小规模兵工厂的设立【53】。在这些工厂里大都引进了西方的机器，不少机器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对我国近代技术的发展，各类人员的训练培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这批工厂对我国近代技术史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任事官僚营私舞弊，管理无能，这些工厂的开办和常年维持，都耗费了大量的经费，动辄需白银千百万两。例如江南制造局创办经费为54万两，1867—1873年仅6年间就支出了29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