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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也还另有一部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搞洋务运动。这些人有醇亲王奕，还有大学士倭仁和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在政府的各级机构、地方士绅和守旧书生当中也不乏其人。他们构成了一个洋务运动的反对派。和洋务派相对照，也可以把他们称为顽固派。这些顽固派反对搞洋务运动的理由，和明末清初的杨光先等人所主张的“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洋人”之类的理由差不多。倭仁在上奏的奏折中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侍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又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51】在设立学校、开发矿产、修筑铁路等各个方面，顽固派总都要出面反对一气，甚至“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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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顽固派和洋务派同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他们之间虽然存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封建的体制不能改动，即对“中学为体”双方的认识是一致的；只不过洋务派赞成“西学为用”，而顽固派则认为用西学也是一种罪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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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办洋务显而易见是符合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利益的。1865年至1866年，当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运动之后，掌握了税务司大权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便分别提出了《局外旁观论》和《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借法自强”，则“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他们所谓的“外国之方便”也就是“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民法等”，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好处”指的正就是孔孟之道的“圣教文化”。可见他们所想的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一个东西。在他们看来，中国保持封建的落后体制不变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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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却使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两个对立的新生阶级，引进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兴办了封建的手工业作坊无可与之相比的近代工厂和矿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生产力。与此同时，却也养肥了清朝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并使洋老板赚足了钱，使中国人民背负起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样，就进一步把中国社会拖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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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厂矿山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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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期间，不仅由政府官办了一些工厂，而且也出现不少由外国资本家和本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兴办的各种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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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在中国兴办工厂，早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便开始了。开始时还只限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以后随着列强对我国侵略活动的加剧而逐渐深入内地。外国资本在我国开设工厂，最早是船舶修造业和缫丝业。其后渐次对制茶，制糖、皮革、食品加工、制药、印刷、卷烟等行业都开设了专厂。此外，对城市公用企业，如电灯厂、水厂、煤气厂等等外国资本也投资设厂。在上述各种行业的工厂里，大都引进了西方当时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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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府所兴办的工厂，开始时大都是由洋务派倡议兴办的兵工厂，时间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曾国藩开设的安庆军械所（1861年）要算其中最早的。之后又有江南制造局（1865年）、金陵制造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湖北枪炮厂（1890年）等较大工厂的设置以及全国各地一批中小规模兵工厂的设立【53】。在这些工厂里大都引进了西方的机器，不少机器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对我国近代技术的发展，各类人员的训练培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这批工厂对我国近代技术史来讲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任事官僚营私舞弊，管理无能，这些工厂的开办和常年维持，都耗费了大量的经费，动辄需白银千百万两。例如江南制造局创办经费为54万两，1867—1873年仅6年间就支出了29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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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除了继续在各地兴办兵工厂之外，也举办了一些民用的工矿企业，包括采矿、冶金、交通、纺织等方面的企业。在官办之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其中比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基隆煤矿（1875年）、开平矿务局（1878年）、天津电报局（1880年）漠河金矿（1887年）、上海织布局（1878年）、汉阳铁厂（1890）等等，共有二十多个。从1880唐山胥各庄间11千米长的铁路开始，虽然比西方的第一条铁路晚了半个世纪，但总算在中国交通史上也有了第一条铁路。煤、铁两项近代矿冶技术的采用，也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到了19世纪90年代，建起了湖北炼铁厂，同时还兴办了大冶矿厂和马鞍山煤矿等等。虽然耗资五百数十万两，但总算也办起了我国早期的钢铁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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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就想用新式兵舰建设海军，到1884年南洋舰队（有17艘舰船）、北洋舰队（15艘）和粤洋舰队（11艘）等三支海军队伍初具规模。但在中法战争中粤洋舰队全军覆没，南洋舰队受到重创。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也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北洋舰队甲午海战前已有船22艘，其中17艘是以巨款购自外国的。最大的铁甲战舰“定远”、“镇远”两船都是19世纪80年代新造的7000吨级的战舰，马力6000匹，炮位22，乘员330名，这在当时已经可以算是比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此外在旅顺口和威海还建立了相应的船坞和修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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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封建官僚权贵，洋务派自己大都不懂得军事技术，西方的军火商人乘机哄骗谋利。在引进比较先进的技术之后洋务派又不善于管理和维修，一切都听从洋教习和洋匠人的摆布，对本国的技术力量的培养则极不重视。加之，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互相倾轧，这一切都使得海军的建设和军事技术的引进，成为洋务运动中耗钱最多、成效最差的项目。最后甲午战败，海军覆没，从而也导致了整个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西太后为祝寿占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造石舫，这正是对清政府建海军、搞洋务的一个绝好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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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资和封建政府官办的工厂之外，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到1895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陆续开办了大小企业共百余家，其中包括机器制造、缫丝、纺织、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各个行业。此外也开办了一些自来水公司和电灯公司等公用事业企业。这些民资兴办的工矿企业大都规模较小，技术相对落后，设备简陋，产品也很难和进口的洋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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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产业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大约有一万人，19世纪80年代增至四万五千多人，据1894年的统计已达到九万多人，到辛亥革命时期已猛增至五六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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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书籍的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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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书籍的编译出版工作，显而易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手段。在鸦片战争前后，特别是在60年代之后，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工作陆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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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清朝政府决定设立同文馆，开始只设有外语课程。【54】1866年又“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即“天文算学馆”，聘请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为总教习。同时还派人去西方聘请了外籍的化学、天文学和生理学等方面的教师。在外地，1863年上海仿京师同文馆也设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设立了“广方言馆”。1868年设翻译馆。这些机构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科技书籍。和洋务派兴办工厂一样，这些机构大都由外国人主持。例如同文馆即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主持，而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则是由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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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官办的同文馆等机构稍早一些时候，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于1846年来到上海，参加了麦都斯（Walter Henry Medhurst，英）所经营的“墨海书馆”，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英，1823—1905）等人计划翻译科技书籍。但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都很差，于是他们同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共同合作，进行编译工作。他们译出的书籍，大都有较高的水平，不少是当时西方的名著。例如：《几何原本》，后9卷，古希腊数学名著（前6卷明末已译出）；《谈天》，18卷，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所著；《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内容为解析几何和微积分；《重学》，20卷，即力学，包括刚体力学和流体力学；《植物学》，8卷；等等。书的内容，如天文学和代数学的一部分内容，解析几何、微积分、力学、植物学等都是西方知识的第一次传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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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出版了不少科学技术译著。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由著名的化学家徐寿（1818—1884）和数学家华蘅芳（1833—1902）与傅兰雅等人合作，于1871年之后陆续刊出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版的各种译著，比上述墨海书馆所译的书刊数量多，包含的学科更加广泛，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地学浅释》（即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决疑数学》（关于概率论方面的著作）；等等。关于采矿、蒸汽机、化学、造船等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首次被介绍来我国的。到1880年止，江南制造局所译科技书籍，按学科门类分，各类图书的翻译出版情况示于381页的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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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已刊出者为77种，译好但尚未刊出者为2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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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文馆，虽以高薪聘了不少外籍教师，但翻译出版的书籍却很少。到1888年止所译科学书籍仅有10种（其中天文5种，数学1种，物理、化学各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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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各地陆续开办了一些学校。他们也编译了一些科学书籍，作为教学用的教科书。由于可以充作教科书，所以发行量很大，影响颇广，风行一时。例如《笔算数学》（美国人狄考文［C. W. Mateer］和中国人邹立文所编）在1892—1902十年之间就重印了32次。此外还有《代数备旨》（1891年），《形学备旨》即几何学（1885年）、《八线备旨》即平面三角（1894年）、《代形合参》即解析几何学（1893年）等书也都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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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还出版有《六合丛刊》（1857年墨海书馆出版）、《格致汇编》（1876—1892年，格致书院出版）等等，也可以把这看成是科学杂志（综合性）在我国的最早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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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进行过统计，【55】自咸丰三年（1853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这些出版物可分为六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