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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杂志》是中国地学会的学术刊物。中国地学会是宣统元年(1909年)在天津由张相文约集白毓昆、陶懋立、韩怀礼和张伯苓等人创立的。张相文被推选为会长,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学会;1910年出版的《地学杂志》,也是我国较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当时学会基金,主要靠募捐得来。凡在学会工作和担任编辑的人员都只尽义务,不取报酬。在学会创立之前,有人对张相文说:“邹代钧曾为翻印地图,倾家破产,炊烟几绝。办地学会,谈何容易;君家财力,何如邹代钧?”但张相文并未因此动摇。最初刊物能月出一期,后因经费困难,改为双月刊,再变成季刊,又削减成半年刊,到了1923年后,竟不得不一再停刊,直至1928年才得恢复,定为季刊。为了经费,张相文时常四处奔走,托人说项,甚至有时“夜间为之不寐”。这种为发展科学而不辞劳苦的精神是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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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学会的创立和《地学杂志》的出刊对我国地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崇尚“西学”的一种反映。他们大都不甘落后,想以致力于地学知识的开阔和发展来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爱国的精神很值得赞扬,不过对于我国贫困落后的根源的分析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没有找到症结之所在。由于我国地学考察研究水平的局限,杂志发表的知识性文章较多,地学理论和专题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当时刊登的译著中,大部分是比较好的,但也传进了不少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服务的地理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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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气象台站和测绘机构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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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首先出现的近代气象台站是外国人设置的,这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原因造成的。1873年天主教会在上海设立了徐家汇观象台,以后又在沿海设立了许多气象站,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气象网,徐家汇台为了帝国主义国家船舰的安全进行了台风预报等的研究。1914年法国在上海租界建立无线电台,开始用无线电通报天气。后来美国利用中国气象资料,编写有关我国气候方面的著述。日本帝国主义设立东亚研究所,整理我国气象记录编成《东亚气象资料》。这些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目的服务的。辛亥革命之后,我国自己也设立了中央观象台,但比较重要的科研成果的取得以及气象学会的成立和气象杂志的发行等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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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测绘机构的建立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练兵处首先设立了测绘科。后又另设京师陆军测地局,各省也都设立了测量机构。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参谋本部设立陆地测量总局,各省设陆地测量局。清末时期的工作主要是测绘了京兆尹(北京附近24县)和保定府的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民国初年,各省测量局也测有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1916年开始改编五万分之一图,并定五万分之一图为基本地形图。至1928年完成的有山东、山西、江苏和浙江四省五万分之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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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等生物学知识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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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时代,就有西方的生理解剖书籍被译成满文,但因不合中国风俗习惯,清帝禁止这类书籍公开出版。在我国公开刊出的第一部介绍西方生理解剖学方面的著作,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由合信和陈修堂共同编译,于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生理解剖学在当时被称为“全体学”。合信是1839年来华的英国医生,曾在广州(后又去上海)开设医院。除《全体新论》之外,他还翻译出版了《妇婴新说》、《西医略论》(1857年)等医学书籍和《博物新编》、(1855年)等自然科学书籍,这些书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之后最早的一批翻译科技著作。在以后一段时期内,关于生理解剖学方面较好一些的译著尚有:《全体通考》18卷附图2卷,北京同文馆出版,英国德贞(Dudgeon)著,这本书论述较为详密,但译笔枯涩难读;《全体阐微》6卷(有附图),1881年在福州出版,本书特别对大脑和神经系统有较详细的介绍。在当时翻译的许多种医学书籍中,也大都有各种人体器官构造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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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物学和植物学也有一些书籍被翻译出版,其内容大致不超过当时西方一般学校教科书的范围。对于鸟类、昆虫、兽类的介绍也有少量书籍出版。在和农学有关的方面,还有关于蚕、害虫、谷物选种、林、茶、棉、果树和养牛、养羊、养蜂、养鱼等各种专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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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致汇编》中还曾译载过一篇讲演记录“人与微生物争战论”,说疾病大半由“极细微之生物所成”。这表明细菌和微生物学也开始传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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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生物学知识传入过程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进化论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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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1859年他的《物种起源》(书的全名是:《论通过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保存良种的物种起源》)在英国发表之后,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达尔文确实是做了一次“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75】。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却迟迟没能传入中国。原因也十分简单,当时翻译介绍西方知识的工作实际上操纵在传教士手中,而宗教势力一直都是反对进化论的最顽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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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在达尔文的伟大著作中,引用了不少中国的材料,如金鱼、牛、羊、蚕、桑、橘、桃、菊花等动植物材料达百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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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由华蘅芳等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的《地学浅释》,1883年丁韪良编译的《西学考略》,1891年格致书院所编的《格致汇编》(博物新闻栏)等著作中,都对达尔文学说做了介绍。但是在介绍达尔文学说来中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乃是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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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的形势迫在眼前,当时的一些先进人物都在探索着起衰救亡、富民强国的办法,向西方学习,维新变法已成为强大的思想潮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严复开始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来中国。不假外国人之手,由中国人自己来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这要算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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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天演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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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早年在英国留学时,正是达尔文进化论在西方广泛传播的时候,他自己深受影响。严复在介绍达尔文主义最早的一篇文章《原强》(1895年)中写道:“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游寰瀛,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褒集甚富,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即牛顿)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严复在介绍达尔文《物种起源》时着重地介绍了其中的两章:“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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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严复译《天演论》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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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开始,严复还着手翻译英国科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热情支持者赫胥黎所写的《进化论和伦理学》【76】一书。严复取该书的前半部分译为《天演论》,实际上也就是“进化论”。《天演论》最早是在严复自己创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分期刊登(1898年)的,后来又正式出版,很受欢迎,短期内就有木刻、石印、铅印等各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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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在中国传播的意义,其重要的方面还不在于传播了一些先进的生物学知识,而是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上的武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成了当时人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争取生存而斗争的深入人心的鼓动口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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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种技术知识的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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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的兴建和杰出的工程师詹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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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和各种官营、官私合营以及外资在中国创立的工矿企业的建立,在一些属于基础理论范畴的科学知识传入的同时,各种应用科学技术也陆续传入我国。这种传入由于涉及工矿企业的开设等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对华侵略的利益,因此几乎没有一项是他们不插手的。同时也因为新的技术的采用,将使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一步解体,因此几乎每一项新技术的引进,都要遭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派们的阻挠和反对。铁路的兴建,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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