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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要求变法的主要观点是：国家“变法而强，守旧则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他抨击所谓的洋务运动是“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其原因就在于“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在政治上康有为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制，经济上要求“富强为先”，“以商立国”，并主张开矿藏、筑铁路、造船、造币、开银行等。他主张对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进行奖励，这在中国也是首次创议。在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主张废八股，兴学校和派遣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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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在维新人物中与康有为齐名，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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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等人还成立了各种组织。成立各种学会，是当时的一种风气，根据1895—1897年的统计，全国各地兴办的学堂、学会、报馆、书局等共61处，其中学会33种，学堂17所，报馆9所，书局2处。这类学会大都以宣传变法、崇尚西学为主要目的，但间而有“算艺学堂”（湖南），“测量会”（南京），“农学会”（上海）等等的设立以及“格致新报”“算学报”等刊物的出版，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近代学会和科技刊物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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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戊戌变法前，除康梁等人之外，严复也是积极主张变法维新的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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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3—1921），福建闽侯人。早年曾在马尾船厂附设的海军学堂学习，后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留英期间，他经常与人“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不同”，努力寻找以西学可以救中国的真理。回国后，严复长期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虽然他和百日维新并无组织上的联系，但他却积极参与了维新变法的鼓动宣传工作。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一系列政论性文章。1897年他还创办了《国闻报》，不断宣传变法，抨击时弊。他还大力宣传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向全国敲起了如不自强将亡国灭种的警钟。他所译《天演论》成为变法维新乃至后来人们进行旧民主主义时期革命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严复还把以培根（Francis Bacon，英，1561—1626）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介绍来我国，并加以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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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清朝廷内部也分裂为以光绪为首支持变法的“帝党”和以西太后为首反对新政的“后党”。像维新变法这样的运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注意，沙皇俄国支持后党，而日、英、美则支持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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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1月法国强占了胶州湾，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迫在眉睫。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决心变法，到9月21日西太后发动反动政变重掌朝政为止，前后103天，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短暂的“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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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间很短，发布的命令和采取的措施大都未能实现。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在经济方面的目标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在政治上的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创造条件，并希图整顿吏治，巩固光绪的地位，打击后党。比较起来，“百日维新”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要多些，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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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办京师大学堂（新政第一天就下令筹办，8月9日正式成立），令各省兴办中、小学堂，以及各种实业（农、茶、丝）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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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译书馆、局（6月8日命梁启超于上海主持，8月16日正式成立译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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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奖励发明创造，保护专利权（7月5日决定奖赏士民著作新书及创作新法，制成新器，准其专利售卖；8月2日重申奖励创新），由政府明令保护发明专利，这在中国还是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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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新政”很快被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打断。变法失败后，这些“新政”统统被宣布作废，只有兴学校一条，迫于形势，不得不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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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失败了，变法维新也失败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只有进行革命。从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在全国各地多次举行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268年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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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的改革，留学生的派遣和学会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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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务运动时期起，就不断有废科举、兴学校的建议，但直到1905年清政府才明令取消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建立了新的学制。在新学制尚未建立之前，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有些新式学校开始创办。当然，中国近代以吸收西方知识为目的的学校，如前所述，最早还可以推到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从1866年起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科，之后又逐步开设物理、化学、生理等各种课程，但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它本身的变化不大，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同类的学校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另外，洋务运动期间也开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如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年）、北洋水师学堂（1880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等。这类学校以后还曾在广州、武汉、南京各地开设过。这类学堂也讲授一定的科学和技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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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外院，是我国创办公立小学校的开始，中学校的兴办大致上也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1895年天津西学学堂分头等、二等，其中二等学堂的程度就和中学相当。1898年，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成立了京师大学堂，这是中国近代国立大学的开始。戊戌变法期间还正式成立了相当于教育部的“学部”。1902年、1903年颁布了“学堂章程”之后，全国大、中、小学有较大发展，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至此，学制改革才算完成。到1911年，全国有小学86318所，中学832所，大学122所（其中绝大多数为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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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也在中国各地办了不少学校。最早的一所是1839年在澳门设立的。教会把学校看成“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使之服从基督”【86】，他们认为学校“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87】，因此这类学校发展得也很快。到1905年，仅在基督教会严密控制下的学校总数就多达2585所，学生人数为57600余人。1907年这个数字又猛增，仅美国所办的学校就多达1195所。比较著名的教会大学有：燕京、齐鲁、圣约翰、东吴、震旦、沪江、之江、岭南、协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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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废科举，兴学校，因而包括科学技术各门类的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也随即开展起来了。19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教科书的需求大量增加。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最初，它的宗旨就是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几乎同时，还有文明书局、广智书局等出版商社也出版各级学校用的教科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译自日本的各种科技书籍曾经风行一时。1911年创立的中华书局也编印了大量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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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学生的派遣情况，最早从康熙时起，就有传教士从中国带走一些学生去西方学习。虽然有人学了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但大多数仍是以学神学为主的。回国后，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几乎毫无影响。鸦片战争以后出国的留学生，据现在所知，当以容闳、黄宽等人为最早（1847年）。黄宽在美国学习两年之后又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857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后在广州行医，同时参与西医的教学工作。他确实是我国近代留学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学成回国的第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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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1850年入学于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他在国内有志于推动留学生事业，但不受重视。1860年还到过南京见过太平天国的洪仁玕，建议若干改造中国的意见。1863年入曾国藩幕中，帮助推行洋务运动。直至1870年清政府才接受了他的关于留学生的建议。这就是近代留学生史上著名的“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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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生（12～16岁）每年30人，自1872年开始，四年共120人。学生先在美国人家中散住学习外语，之后升入小学、中学，最后升入大学。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到底。1881年，由于顽固派的反对，主要是以怕学生沾染西方风气，数典忘祖，轻蔑礼教和经书，接受西方过激思潮影响等理由，撤回国内。学生中只有2人毕业，其中之一就是詹天佑。还有10名学生留在美国没有回来，其中有一人叫郑兰生，是学工程的，后来在纽约很有名气。这大概是较早的一批美籍华裔的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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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70年代初，清政府还从福建，天津派人出国去英、法、德等国学习军工、造船、驾驶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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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兴学堂派留学生事，迫于形势，仍得发展。1899年清政府派往东西各国留学生共64人，学习时间也延长至6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激起朝野上下的自强决心，留学生数量很快增加。特别是到日本的留学生增加得更为迅速，1900—1906年达最高潮，前后共有万人以上。单是1906年滞日留学生就达7千人之多。留学西方国家的人数也不少，以庚子赔款兴办的清华留美学生，1909—1924年就有6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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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学习的科目，在当时，理工科曾占绝大多数。1899年总理衙门为改变过去学语言人多的现象，曾命令“嗣后出洋学生应分入各国农工商各学堂，专门肄业，以便回华后传授”。1908年更规定，官费留学必须是理工科。庚款留美生也限定十分之八学理、工、农、商各科。辛亥革命后仍是如此。据1916年统计，官费学生中学理工者占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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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学生回国后用非所学。以有统计数字的清华留美学生为例，1909—1922年：学工程者58人，回国后能从事工程方面工作的只有29人；学采矿的25人，在矿上工作的只有2人，学农的10人，回国后从事农业方面工作的只有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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