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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在分裂为几个政权、群雄割据的时期内,科学技术也并不一定因分裂而停滞,甚至有较为发达的情况。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宋辽金元时期就都是如此。当然,绝不能因此就得出分裂可以促进科技发展,甚至得出“乱世出科学”的错误结论。恰恰相反,即便是在群雄并立的情况下,就中国古代的具体历史情况而论,仍然是需要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有时这种稳定情况可能局限在一定的局部地区),科学技术才会得到发展,春秋战国和南北朝时期是如此,朱辽金元时期也是如此。分裂情况下科学技术仍然得到发展的原因,还要从另外的角度去分析,例如前已述及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又如由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可能使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从而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研究和讨论问题。以及各政权间的生存斗争,使得统治阶级不能不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作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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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思想解放和有较多的自由研究、讨论的学术空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条件。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诞生,新兴地主阶级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在世界历史上,只有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主义所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与之相媲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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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统的今文经学派和谶纬神学已随东汉王朝的灭亡而支离破碎。晋武帝曾下令禁止谶纬之学,正是这种状况的说明。各分裂的政权,长期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使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受到了较大的削弱,因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是相当活跃的。玄学和反玄学,反对佛教迷信等,“贵无”与“崇有”之间,“神灭”与“神不灭”之间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辩论。思想上的活跃,导致学术上的繁荣。这期间私人著书和修史之风较为盛行,出现了刘徽、裴秀、葛洪、何承天、祖冲之、郦道元、贾思勰、陶弘景等许多科学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著作,如《九章算术注》、《大明历》、《水经注》、《齐民要术》、《本草经集注》等。此外还有记载各地风土史料的著作《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等书籍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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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宋元科学技术何以能有较大发展的原因时,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也比较活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宋代,以周敦颐、邵庸、程颢、程颐、朱熹等所主张的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实际上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学说)为一方,和以张载、王安石、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唯物主义的反对理学的观点为另一方,不断相互辩难,进行争论。当时的宋儒理学,既不像汉代儒术那样被崇为一尊,更不像明代以后把朱熹思想定为不准逾越的官方哲学那样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参加讨论的各方,可以做到自由讨论,抒发己见。这种学术空气无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利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当时,不仅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主张“天人相分”、“天变不足畏”,就是唯心主义的理学也不得不抛弃汉儒以来历代行之不衰的“天人感应”的陈词滥调,而提出以“太极”(客观唯心主义流派)或是“心”(主观唯心主义流派)为宇宙万物之本。就是最荒唐的象数学(数学神秘主义的一种流派),也是把数字间的某些联系看成是宇宙万物发生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切都是科学的发展迫使唯心主义也不得不采取的新的形式。当然这也不是说“天人感应”说就此绝迹,而只能说明它受到较大程度的削弱。有人根据宋儒理学的某些特点,迷惑于它所采取的新的形式,而认为它是构成了宋元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这是不对的。但是“天人感应”学说影响的大大削弱,无疑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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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叙述中人们不难看出,一方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中国古代,例如谶纬和反谶纬、玄学和反玄学、佛学和反佛学、理学和反理学等一直持续不断。在斗争中,双方都吸收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并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一斗争也起到了不断解放思想、活跃学术空气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科学本身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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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奴隶制或封建制社会,直接的生产者身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他们虽然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因此,对这些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并使之提升到经验科学形态的工作,一般是由“巫”、“史”或“士”完成的。所以,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与知识分子的状况,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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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叙及,在奴隶制社会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即已产生了知识分子。由于这时的教育完全局限于奴隶主阶级内部,教育面极其狭窄,知识分子的数量十分有限。虽然如此,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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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士”这个十分活跃的社会阶层,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的产物,同当时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有关系。这时出现的私学,在整个封建社会经久不衰,是培养“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封建社会正式的官学,并逐渐形成了从京师到郡、县、乡的教育网。隋唐时期创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虽然这时门阀高低仍是取仕的重要条件,但这一制度为中小地主中一些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机会。到了宋代,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考试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这给知识分子队伍的不断扩大以很大的刺激。当然这一教育网远非是普及的,但整个社会的教育面毕竟不断得到扩大;虽然“士”在全国人口中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其数量仍然是可观的。中世纪的欧洲,教育与文化完全由教会掌握,教育面限制在很小范围内,知识分子大多数为神职人员,甚至连封建庄园主、骑士也大都识字不多,官爵是由世袭或依军功授予的。同这种情况相比,中国士的数量和教育面都要大得多。这不能不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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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士”以精通经籍为务,以统治术的研究为本,即他们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这些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兼通或旁通天文、地理一类,仍是一部分“士”所追求的目标。数学、天文、医学等科学技术专门教育时断时续地还为人们所重视,这些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多少起着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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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历来主要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所以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同统治阶级本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与状况有关。当统治阶级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历史上多少起一些进步作用的时候,“士”为统治阶级所用,由于有这么一个大国家需要治理,那么多的人需要活下去,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要求得到满足,就不能不关心生产的发展,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以达到强国安民的目的。这大约就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大多为官办和“士”的务实思想的缘由。不少的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官吏臣僚,其原因也大概与之有关。长时期一直延续不断的天象记录,代代相传不绝的历法的编制,以及与之有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制造,大规模的纬度、恒星测量等,一些大型药典的编修、水利工程的兴建和治水理论的探讨,还有地理志的编纂等,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并由统治者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完成的。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手中。精美的丝绸,历代的官窑瓷器,郑和宝船的建造,从万里长城直到王宫寝殿的修筑,甚至从《考工记》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的情况下编纂的。这充分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是为统治阶级所掌握和利用的,而“士”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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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部分“士”,或由于仕途无望,或某种思想、政治的原因,过着隐退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甘寂寞,或收徒授课,或着意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研究,他们有较多的机会直接接触劳动生产者并了解其实践的经验,从而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内有所造诣,或成为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就的记录者,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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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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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现代传递信息和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发达,就现代科学技术而言,本不存在国别不同或是地区不同的科学体系。任何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大概总可以识别希特勒之流所鼓吹的“大日耳曼物理学”之类的货色的荒唐可笑。因为人类毕竟是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对着同一个大自然,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说来,其间虽有先后高低之分,但不应有本质上的差别。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虽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学派,但分成各自不同的体系则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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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习惯地把古希腊的科学技术称作某种体系,其大意是指古希腊的科学技术系由十分丰富的内容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它曾经历过独特的发展道路,有它鲜明的特点和别具一格的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它应是在古希腊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下的产物。就中国古代而论,在进入文明社会建立国家以来的几千年岁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更迭,我国的疆界虽曾有过变动,域内各民族之间虽有不断的斗争与融合,但基本上是稳定的。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荒原,东临浩瀚的大海,西南高耸着喜马拉雅山,西部有阿尔泰山、喀喇昆仑山以及沙漠、戈壁的阻隔,因而虽然与其他地区和民族、国家不断地发生过接触和交流,但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大规模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相互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祖先就连绵不断地繁衍生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以农业生产和各种手工业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的科学和技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毋庸置疑,是与古代印度、古代希腊以及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不论是发展的道路,处理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以至所包括的内容都是如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自己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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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分支,各学科大都存在有独具一格的体系,这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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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和西方古希腊的数学都很发达,而且形成了彼此不同各具特色的体系。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最早是以《九章算术》(集战国秦汉数学成就之大成)为代表,以解决社会(主要是封建社会)需要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计算田亩面积、仓窖沟堤体积、交易、税收、编制历法等等)为主要内容,以算筹为主要的计算工具,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十进位值制的记数系统来进行各种运算,形成了一个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等各科数学知识的体系。而且以算术(分数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等)和代数(正负数,方程,一次方程组等)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经过汉唐千余年的发展,又逐渐形成了《算经十书》(《九章算术》是其中的一种),内容更加丰富。到了宋元时期,这个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体系达到了发展的高峰,在高次方程和高次方程组的数值解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内插法、一次同余式(依然大都属于算术和代数方面的内容)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西方早出数百年以上的优异成果。到了明代中叶,伴随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用数学比较发达,计算由筹算演变成为珠算,在当时和其后的数百年间,珠算盘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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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始终是以计算见长,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而且以此为其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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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历法、天文仪器、宇宙理论等方面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不断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中以历法最为突出。从社会的需要方面讲,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是历代王朝都必须做的头等大事;另一方面,长于计算的中国古代数学也为历法的编制提供了有力的数学工具。与此有关的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对天体运动轨迹的几何模式不甚关心,但对天体位置的计算却是十分高明的。由天体测量以及推算出来的各种天文数据和日、月、五星等运动的表格,一直是历代历法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再应用数学的方法推求日、月、五星的具体位置。这是与古希腊的几何方法大不相同的。中国古代历法一直采用了阴阳合历的形式,包括以气、朔、闰、晷漏、交食、五星等为中心的一整套内容。它不断以测算日月食、推朔、验气、推校五星行度等手段校验历法的准确程度,使历法处于不断改革、推陈出新的演变进程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日臻完善与精确。历法的内容与沿革大都记载于历代正史之中而保存至今,延续时间之久为世界所仅见。此外,在星群划分上采用三垣二十八宿的划分法,观测和有关天文仪器采用赤道坐标系统和把一周天划为度的分度方法,和古代巴比伦把一个圆周划分为360度不同。宇宙理论方面所取用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等,在世界古代天文史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从以上各方面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也是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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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可以《山海经》、《禹贡》为开端,以《汉书·地理志》为代表。《汉书·地理志》是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要求下的产物,即这是一种为适合封建统治需要的疆域地理志或沿革地理志,并有附记的山川、道路、物产等等。其中既包括自然地理的内容,也包括了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这一地理学体系在中国一直延续下来,历代正史中大都有《地理志》的内容。唐代以后,又有历代地理总志的编纂,宋代以后又大量出现了关于地方志的著作。这些历代总志和地方志,也都是属于《汉书·地理志》这一体系的。这一地理学体系,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其延续时间之长,积累资料之丰富(其中包括很多域外地理知识),实堪称世界第一。此外,还有《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地理学著作出现。又有散见在各种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各种地理学知识,使中国地理学知识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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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图学也自成一个独特体系并取得很大成就。它一直采取的是直交网格法,即将大地视作平面时绘制地图的投影方法,而较少考虑大地是一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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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药学体系,特色更为突出,而且延续两千余年,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提高,至今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体系,有条不紊。这个体系包括: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内容的生理病理学;以“四诊”(望、闻、问、切)进行诊断,以“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归纳治疗的一整套临床诊断、辨证施治的治疗学;以“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甘、苦、辛、咸)来概括药物性能的药物学,和以“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的配伍方剂学;以经络、腧穴为主要内容的针灸学;此外还有推拿术、气功、导引等治疗方法,内容极其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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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医药体系以中国古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其间的关系,并将生理、病理、诊断、药物、治疗、预防等各方面串起来,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各方面说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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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学体系,最早是以《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著作为其代表。和其他学科一样,中国医药学体系也奠基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基础医学理论在金元时期有重大发展,而药物学则更是后来者居上,明清时代的《本草纲目》和《本草纲目拾遗》是集大成的著作。中国还是最早由政府颁发《药典》的国家,由政府编辑药方书籍也很常见。这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封建大帝国的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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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发达较早,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以前。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小农经济始终占绝对优势,直至近代一直如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是:其组成上农牧并举而偏重于农作物的生产;耕作制度上走的是连作复种、高度节约的生产道路;耕种技术的要点是想方设法从选种、耕翻土地、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到最后收获,给予农作物以最好的生长条件,来达到丰收的目的,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精耕细作。这些在中国农学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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