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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 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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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即将付梓之际，不由得令人想起三十余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最初立意、策划、写作时的一些情况。那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但从写作的初衷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并不是单行的一部著作，而是一套大丛书中的一种。这套大丛书就是后来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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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开始出版他的多卷本大丛书：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译本使用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为书名）。此事自然会促使人们发出联想：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应该写出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59年的时候，本文作者和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当年的一些青年同人商议，可否先写一本通史类型小部头的书来尝试一下。为此，我们当时还真的写过一个提纲，但却没有动手写作即被叫停。其后又经过长年的思索酝酿，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由一部通史带头，外加若干部专史以及工具书组成的一个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丛书的理念和规划，在自己的心中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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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至1982的几年间，我和范楚玉、陈美东、金秋鹏、周世德、曹婉如五位同人一道，进行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的写作。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既是筹办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项先行性工作，同时也填补了我国此类书籍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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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仅提纲就曾经改写三次。初稿形成之后又大改了三次。每一次提纲的改写和对初稿的统稿、改稿，都是手写。对手稿进行誊写和油印之后广泛征求了研究所内外诸多专家的意见。特别是初稿形成以后的一稿、二稿、三稿，每一次都要对数十万字的手稿改写、誊写、油印。再加上几十次的研究讨论会，其中牵涉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可算是前所未有。其中的酸甜苦辣，可谓五味杂陈，一应俱全。但是我们的共识是，爱吾所爱，在最合适的时间，作了最想做的事情，而且酣畅淋漓，做得十分痛快。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们依然感觉良好，“无怨无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对第三稿也就是最后一稿进行改稿和统稿时，不仅工作紧张，而且神经也高度紧张。由于“通史研究小组”（即后来的通史研究室）在当时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大家就在东直门总参招待所集中办公。时值盛夏，酷暑难耐。20世纪70年代末，空调十分稀罕，总参招待所每个单元都只有一个台扇和一个吊扇。酷暑如蒸，男同志都光着膀子上阵，头上和身后都吹着风扇。除了一手执笔，烟民还另手挟着香烟，真的是一幅绝无仅有的“秀才脱衣笔耕大秀图”。书中插图，需要晒出各种照片。招待所单元里的卫生间，就成了暗室。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回忆。特别是三十余年后的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互联网和数码化的全新时代。一方面这不能不令人慨叹现代写作软硬件的精心巧思，另一方面回忆又像是在翻阅收藏年久、昏暗不清的黑白照片，每每使我们想起了当初的那些过于沉重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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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策划、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时候，不禁由衷地怀念那些曾经引领、教导、鼓励过我们的大师们：竺可桢、钱三强、卢嘉锡、李俨、钱宝琮、叶企荪、钱临照、袁翰青、张子高、陈遵妫、王应伟、王庸、侯仁之、夏纬瑛、辛树帜、万国鼎、石声汉、梁家勉、王毓瑚、刘先洲、王振铎、梁思成、刘敦桢、茅以升、胡道静、张秀民、李涛、陈邦贤、范行准等先生。《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就是在前圣今贤的长期积淀，在他们已有的大量工作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查阅了数量惊人的各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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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也是在详细调查了全国各地的各类博物馆、出土科技史文物基础上完成的。注意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当年，我们还发起了在郑州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史考古的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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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还力图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例如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后来，我们还和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共同发起召开了全国首届科学思想史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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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是集体协作的产物。参加写作的同人之间，既有先秦、两汉之类断代的分工——每人一大段；同时还有数学、天文、地理之类的专史分工——每人至少一门。我们还广泛取得了研究所内外许多学科专业史，例如农学史、医学药学史、建筑学史、纺织学史、冶金学史等各行各业专家的支持和协助。在改稿过程中，则需要彼此磨合以及更多的相互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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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是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它得到了全所同仁的长年的、多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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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编写，也使我们对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一部科技通史，绝不等于各门学科史的简单相加。通史是科学技术史的一个新的分支。通史有着它自己特殊关切的问题。在与同人们反复研讨、推敲和归纳之后，由我执笔，把这些问题写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结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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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于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受到国内外各界的一致好评。几年以后，《中国科学报》于1989年3月28日第1版，以“中国科学史书籍畅销不衰”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等书在广大读者之间的反映。这篇报道说：“时下，科技书籍出版难，销售更难。可是，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英文版）却深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自出版后虽多次翻印，仍供不应求。”与此同时，两本书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和“文化部优秀外文图书二等奖”，受到海内外科学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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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在申请奖项时，曾有幸获得各界名流的推介。这些老前辈，如今多已仙逝，谨录其要，以兹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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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院士说：“它的出版，标志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成就和新起点。它是一部我国自己编写的古代至近代科学技术史综合性著作，打开了对我国科学技术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新领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该书按时间先后，综合地论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和杰出科学家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观察自然解释自然的重要成就。引用的材料比较可靠，而且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同时，对于产生这些事实的原因，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该书在最后结束语中，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如中国古代科学体系问题，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等，作了一些探讨。在约六十万字的篇幅中，综合了约五千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史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在国内还是难得的著作，值得向著者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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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院士说：“（此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编写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新局面。过去提到这方面专书时，不是英国李约瑟博士，就是日本藪内清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出版，也是一项为国争光的新成就！也填补了这一项目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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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学家和科学史家王振铎先生说：“此书之能出版成书，仍不失为一种拓荒者的编著，”在当时的出版物中，“此书如东岭孤松，秀立群芳，为科学文化界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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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直到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被许多高等学校（包括台湾和日本）用做教材，并被指定为招考硕士、博士研究生时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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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已经被川原秀城等6位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并于1999年获得日本的泛太平洋出版奖的金奖，书前有薮内清先生写的序言。为了纪念日译本出版，我还曾写过几句诗，并写过一些文字作为注解。附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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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连三载，自在花开不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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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西园关不住，华颜东国又繁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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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方技添新史，笔底春秋铸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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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团栾花更好，豪香正气满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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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与诸贤达合作共事，写作三年，出版则费时六载，备受苦辛，一言难尽。《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畅销国内又繁萱东国，日译本得在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总还算不辱于当初共事的众位贤达。日译本出版之时，正值四月，扶桑、樱花正好，遥想祖国，江南的茶花、洛阳的牡丹、北京的白玉兰……当更是百花绚丽。又逢三五月圆，“月圆花更好，正气满乾坤”。日译本的出版使我们这些原书作者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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