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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液态网络的推论中，存在着一个假设性的推测（虽然前提是要通过追溯历史才能发现），那就是在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环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人类一旦开始自行组成一种类似液态网络的组织，创新与发明就会不断地涌现。早期人类组成的社会组织类似于一种气态网络。一小群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部落，但各部落之间是分散的，与其他部落几乎没有接触。农业改变了这一切。人类第一次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群居组织。有时群居的人数可达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在这样大规模的群居组织存在并发展了一千多年之后，人类便逐渐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即与陌生人分享生存空间。随着人口的增加，相互联系的人们之间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连接。好创意更容易被其他人知道和利用，于是新的协作模式更有可能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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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人口众多的社会组织里出现的信息分享，经济学家们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术语：“信息外溢”（information spillover）。一旦某个好创意的发明者与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生存在一种文化环境里，那么，他的好创意就更倾向于在这个环境里慢慢地传播开来。即使发明者希望保密，这些创意也一样会慢慢地扩散与流传。“外溢”这个词是准确的。它能形象且具体地描述在那些人口密集的群体里，流通的信息呈现的一种“液态”的特点。随着地球上物种的演变，智人（Homo Sapiens，现代人的学名）在数百万年的时间不断地进化与发展，且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最终智人发明了农业，创造了语言、艺术，以及用于捕猎的精巧的工具，并且学会了烹饪食物。然而，在他们定居于城市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在一种“高密度的液态网络”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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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时，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呢？要真正了解这种变化的深度与广度，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种视角来看问题，即先去“测量”一下城市出现以前的创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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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分析与看清问题的实质，我们把人类大约7万年的发明创新史压缩到一条简化的时间轴上，这条时间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结束，也就是第一座城市出现后的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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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答案就比较清晰了。当地球上出现第一座城市以后的几千年里，人类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发明。于是可以发现，在城市这种高密度的人口聚集组织和社会发明的大量涌现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随意性呢？单单从这个时间轴上，我们不能找到答案。此外，我们对于创新历史的细节知道得并不多，从而不能推断出城市环境对于在其中发生的各种创新与发明的重大意义。但人们已知的各种间接证据却是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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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地球上出现城市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有一些（多指原始社会）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曾经偶然发现肥皂有净化和清洗的功能，或者曾经设想过要修建水渠，但是我们对这些可能出现过的好创意没有任何可以查询的记录。然而，缺乏记录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一个低密度、混乱的网络系统里，好创意出现以后就消失了。而在城市密度较高的社会网络里，好创意很容易得到流传与扩散。思想与创意不断外溢，并通过这种外溢得以保存下来，被后来的人们加以利用。高密度的液态网络不仅有利于好创意的产生，同时，也有利于保存这些创意。文字、书籍、维基百科问世前，城市作为一种液态的社会网络系统，帮助人们将各种智慧集中、保存、延续下来（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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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的诞生地在意大利北部。在当地山区人口稠密的一些小镇上，文艺复兴时期曾经涌现过大量商业与艺术领域的创新和发明。城市社会网络的崛起，再次促使好创意不停地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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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是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一切并非巧合。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创新模式与城市首度形成时的模式之间有一些不同之处，因为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和达·芬奇（Da Vinci）等人，都是从一种受到规则限制的中世纪文化背景里诞生的。如果把（多指原始社会）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人组成的群居部落，比作一种气态的网络——既混乱无章，稳定性又差，那么，如果信息的传承只能靠一些修道院的抄写员进行记录，这种文化就是另一个极端的状态了。这种修道院主导的文化环境可以比作一种固态的文化。伟大的意大利发明家打破那些束缚信息流通的条条框框，让更多想法在更加广阔的、相互连接的人群中流通，给欧洲的思想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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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早已注意到，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领域里的蓬勃发展与当地早期出现的商业资本主义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后者本身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银行系统、会计方法和保险方案等。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意大利城市的发展，并创造了一部分剩余价值，可以用于支持一些建筑家和艺术家的事业，比如，米开朗基罗和布鲁内莱斯基。但是，资本主义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比我们通常所设想的要更加微妙一些。是的，自由市场引入了新的竞争模式，并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从而推动了新创意的创造与应用。但是，对于自由市场的定义不应当只是局限于利润的积累层面。回顾一下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的概念性工具：复式记账法。歌德（Goethe）曾称它为“人脑想出的最美妙的创新”。复式记账法已成为当代金融会计的基石。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对于任何一种财务活动都可以分为两种分类账进行记录。一种分类账反映“借”，另一种分类账反映“贷”。复式记账法让商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账务状况，且其准确程度胜过以前的任何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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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复式记账法最早由圣方济会的修士和数学家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记录在册时，意大利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使用这种方法已经两个世纪之久了。这种记账法是由一名颇有远见的会计师始祖独立发明的，或者是由几个企业管理者同时想出来的，亦或者，信奉伊斯兰教的企业管理者们在几个世纪前就曾对复式记账法进行过实验，并最终将这种方法流传了下来，关于这些猜测我们并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不管这种记账法源自哪里，它最初都是在意大利的一些商业大城市得到普及的，这些城市包括：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因为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商人们相互之间会商讨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于是复式记账法便开始慢慢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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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式记账法的起源有一点非常奇妙，那就是这种记账法并非是谁的私有财产，尽管它对资本主义企业创造更多的财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最重要的工具不仅曾经为大众所利用，同时还在意大利一些城市的液态网络中流通与发展。复式记账法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拥有的财产，但却没有任何人拥有这一记账法的所有权。复式记账法这个创意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可能不“外溢”并为其他人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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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式记账法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突现的一条关键原则：当经济结构由封建组织转化为最初的现代资本主义时，等级层次便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网络化系统。如果社会以市场的运作为中心进行其他层面的构造，而不是以城堡、修道院等为中心，那么这个社会的决策权就更广泛，从而使更多的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策。可以从一个最为基础的数学算法来看，创新能力为什么能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环境里得到巨大的发展：不管“权威”的决策者们有多么聪明，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创新能力，一定比从封建城堡里产生的多上若干倍。在城市与市场中，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一项伟大的集体壮举中，那就是共同去开发相邻可能。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群中存在思想的“外溢”，好创意就更容易产生，也更容易得到普及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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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化的角度来思考创新的来源，并非是在特别地强调“全球大脑”（global brain）或“群体意识”（hive mind）的作用。虽然，确实有一些问题是靠“集体思维”解决的，比如：邻居们共同完成的社区建设、制定关于市场定价的不同信号、由社会性“昆虫”创造的那些壮观的建筑等。但是，正如众多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大规模的“集体思维”取得创新进展的情况并不多见。其中，最近的一位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是计算机科学家和音乐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的“从众心理”（herd mentality）在作怪。当意大利出现最初的一些商业化城镇时，高水平的“群体意识”并没有像变魔法一般地同步形成。在这些城市里，只是思想的“大池”变得更广阔，好创意更容易相互分享。这并非是群众的集体智慧，而只是群众当中的某个个体的独立智慧。并非网络本身很聪明，而是因为个体与网络相连接而变得更加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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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创意的诞生：创新自然史 [:170108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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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会议，好创意诞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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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著名小说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出版了一部史诗性的著作《创造的艺术》（The Act of Creation）。此书试图解释科学界和艺术界的一些突破性创新是如何产生的（在开篇部分，库斯勒花了大量的笔墨讲述人的幽默感，因为他认为幽默感与诗人及物理学家们较丰富的灵感是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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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斯勒的研究范围很广，从阿基米德到爱因斯坦，从弥尔顿（Milton）到乔伊斯（Joyce）。库斯勒的分析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时时妙语连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案例，从中可以发现一个不断重现的模式。据他看来，创新行为只是发生在人脑中的一种活动，而他对于可以促进和鼓励创新行为得以发生的居住环境几乎只字不提。比如，从这本书的目录中可以发现，书中没有一个章节是在讨论创新行为得以产生的超级动力源——城市。库斯勒相信，创新的能量来源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影响。但是他好像对让这些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得以完成的环境特点并不太感兴趣，比如：人类的生活环境、办公环境、媒体环境。从根本上来看，认为好创意产生于人的大脑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大脑不可避免地都是与外部的一些网络相互连接的。通过这些网络才能完成信息和灵感的传递与流动，也只有在这些网络中，伟大的创意才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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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技发展的重大突破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只有库斯勒一个人感兴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经出版过一本更具影响力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这本书比《创造的艺术》还要早两年问世。在这两本书出版以后，不计其数的学位论文和学术文章都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对科学发展的成因进行过探索。一些研究者着重从具有传奇色彩的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故事切入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则通过在实验室里模拟一些科学发现中涉及的认知活动，并进行实验分析，从而从理论上找出答案；另一些研究者则采访一些杰出的科学研究者们，询问他们在产生奇思妙想的顿悟时刻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同时请他们回忆自己的思维范式改变时的一些具体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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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早期，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凯文·邓巴（Kevin Dunbar），决定采用另一种视角进行研究：他不去阅读科学家们的生平故事，也不去试图在实验室得出结论，也不去听科学家们回忆自己取得科学突破时的一些细节，相反，他准备去实地观察他们是如何进行工作的。邓巴的研究风格其实更加接近于真人秀节目《老大哥》（Big Brother），与传统的科学研究的哲学思路相去甚远。邓巴在4个领先的分子研究实验室里安置了摄像机，将室内进行的各项活动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同时，他还对一些科学研究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深度专访，请这些人描述最近在实验中取得的各项进展，以及各种假设性思路和思路的转变过程。这些都采用了一般现在时态来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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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采用的录音采访和媒体采访这两种新的研究思路，让他避免了传统研究中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研究依靠被采访者的回忆。因为，被采访者在回忆的过程中，一般会倾向于将自己最初想到创意的过程简化、压缩成一些简短的陈述，而不再记得去讲述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在曲折的研究之路上，最终克服难题，找到好创意。邓巴把自己的研究思路趣称为“in vitro”，意为体外研究模式，与传统的“in vivo”体内研究模式相对应。换句话说，邓巴并非是在人造的培养皿环境里，而是在自然环境里，研究创新的形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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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和他的研究团队将所观察的实验过程的各种细节都详细记录下来，并用一种自定义的分类系统将各种信息交换行为进行标注，从而可以对在实验室里流通的信息进行追踪，找出其中潜在的变化模式。比如，在团队互动活动中，科学家之间的信息交换活动可以被标注为“说明”、“同意并阐明”或者“疑问”等。最重要的是，邓巴追踪了每个研究项目进程中所发生的思维变化。比如，一位研究者为了在实验中完成一种稳定的可控制操作，曾做了无数的持续尝试，但却一直遇到各种挫折而不能成功。于是他突然间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进行另一组全新的实验；两位正在进行不同研究项目的科学家通过信息交换，突然发现在两人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惊人的关联性，且这种关联性的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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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在进行了各项实验以后得到了一项惊人的研究结果，那就是大部分科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都与其所处的物理环境之间存着一种关系。比如，像分子生物学这样的一门科学研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在大脑里对它的研究场景进行假设，认为一般都是由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孤独地进行研究：他们弯着腰，站在显微镜前面仔细地观察，在一个偶然的机遇，突然就有了一个对研究项目很关键的新发现。但是，邓巴的研究结果表明，上述这种不经意间的顿悟是不容易出现的。相反，大部分科学研究的重大发现都是出现在实验室里的科研讨论会上。在讨论会上，十几名研究人员聚集在会议桌前，随意地提出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讨论最近的工作进展和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计划。如果看看邓巴绘制的、产生好创意的信息分布地图，我们不难发现，好创意的集中产生地并非是在显微镜的镜头下，而是在研究人员的会议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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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在研究中发现，某一组的信息交流活动更能引发研究的重大突破。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研究问题的背景信息会再次得到阐明，同时，来自同事们的提问会引导研究者从一个新的思维方向对问题进行思考。讨论组的一些信息交流与互动活动会让研究者重新审视自己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奇妙现象，从而避免他们把这些现象当作由于实验的操作失误而出现的偶然情况。邓巴认为，在小组共同讨论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个讨论者的理论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作为另一个研究进行下一组理论分析的依据之一……层层推进后，最终整个项目研究的方方面面都会受益，并取得一些重大的进展”。在实验室的讨论会上，不同研究领域之间才更有可能出现一些有用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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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巴的研究带来一个鼓舞人心的新发现：即使在当前科技技术最为先进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取得更多好创意的关键还是在于一群研究者们围坐在会议桌上，各抒己见地进行讨论，共同分析和解决问题。实验室里的讨论会为研究者们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新的信息可以进行组合，一个项目的信息也可以外溢为其他项目组的研究人员所用。相反，如果研究者只是独自在办公室里工作，对着显微镜不断地观察，那么他的思维很可能会受研究环境的限制，也可能受困于自己的思维偏见。而研究小组的讨论会则提供了一种社交环境，通过讨论与对话，让信息得到“流动”，从而把一种“固态”网络转变成一种利于好创意出现的“液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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