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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由海军上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牵头推出了一个著名的“全面信息识别计划”（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ject）。如果要实时地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并监测到“凤凰城备忘录”所提及的那种微妙的现象，即使对于波因德克斯特所倡导的项目来说也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因此，在“9·11”事件以前的信息监控环境中去实现这一目标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外，在2001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基本上不会互通电子邮件，更别提会对照飞行院校的入学记录去对签证申请记录进行数据分析了。正是这种技术上的不足，才让罗伯特·缪勒可以断言，即使根据“凤凰城备忘录”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也是无法阻止“9·11”惨剧发生的。如果发现在飞行院校注册学习的人员中，有人的签证申请存在可疑，那么通过这条线索进行追踪是有可能找到劫机嫌疑人的。但是，在美国当时的情报系统中，并不具备可以在几周内就完成这项调查任务的可能性。因此，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威廉姆斯的个人猜测不可能成功阻止“9·11”惨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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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上，那些曾经让世界得到改变和进步的伟大创意都存在一个重复再现的模式。如果“凤凰城备忘录”出现以后，也能按同一模式发展，那么它极有可能在阻止劫机事件中起到重大的作用。这种模式要求新产生的灵感和其他灵感进行碰撞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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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在肯·威廉姆斯提交“凤凰城备忘录”后的一个月，扎卡里亚·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在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泛美国际飞行学院（Pan Am International Flight Academy）注册学习。在这所学院里，他开始接受训练，在一架波音747–400模拟飞机上进行飞行学习。指导教师和其他的学院雇员们很快就对这位新学员产生了怀疑。穆萨维用现金支付了高达8 300美元的学费，而且他对驾驶舱门操作的细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过，他却一再表示对驾驶真正的飞机是完全不感兴趣的。泛美国际飞行学院的工作人员联系了联邦调查局，并将相关情况进行了汇报。调查局在对穆萨维的背景进行了一次快速的调查以后，于2001年8月16日，在一家汽车旅馆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将他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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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穆萨维进行了审问之后，以哈利·萨米特（Harry Samit）和格雷格·琼斯（Greg Jones）为首的案件调查人员们确信他将作出危及美国安全的行动，并且可能是某一个更大的阴谋组织的成员。之后，联邦调查局为了在明尼苏达分局取得搜查许可证，开始积极地向上级部门进行申请，但却最终无果。8月21日那天，这份搜查许可证的申请被正式否决，因为上级部门认为申请中提及的证据并不充分，只不过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猜测。在此后的一周里，明尼苏达分局向联邦调查局总部申请对穆萨维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查，但同样没有成功。格雷格·琼斯曾一度提出警告，他说穆萨维可能会阴谋设计利用一种什么物体撞向世贸大厦。直到“9·11”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这份搜查许可证才最终得到批准。而这时，事实却以一个惨烈的悲剧来证明格雷格·琼斯曾经的猜测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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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两个关于灵感的故事：肯·威廉姆斯的灵感在于，他认为通过对比分析签证申请记录和在飞行学院注册入学的学员情况，可以监测到一些由各种激进的原教旨主义活动者们策划的阴谋；明尼苏达调查局的办案人员们的灵感在于，他们认为扎卡里亚·穆萨维可能想劫持一架飞机撞向世贸大厦——当然，这一灵感和另一个灵感是有联系的，即泛美国际飞行学院的指导教师们猜测，穆萨维对于自己在模拟飞机上进行飞行训练的真实意图进行了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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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来看，这些都是单个猜测，且每一个猜测的依据都并不充分，然而如果把这几个猜测联合起来思考，那么对扎卡里亚·穆萨维的笔记本电脑进行检查可能就是完全必须的了。当然，如果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对扎卡里亚·穆斯塔法·苏布拉的个人物品进行全部查看，那么肯定会发现，他不仅与“9·11”事件的11个劫机人之间都有直接关联，而且通过追踪他的西联（Western Union）汇款账号，可以从他最近的汇款操作中发现其汇款对象就是“9·11”事件关键联络员拉姆齐·比纳尔谢赫（Ramzi bin al-Shi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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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确认的一点是，仅有以上的这些信息是否可以确保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最终追踪到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或者再对扎卡里亚·穆斯塔法·苏布拉进行深度审问，从而最终揭示出“9·11”阴谋的全部细节。当然，这些都是在相邻可能空间之内的。但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在2001年8月下旬，如果要阻止劫机事件的发生，唯一的希望只存在于将上述两个独立的灵感联合起来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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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灵感在时间的滋养中慢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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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凤凰城备忘录”这一思想火花的起起灭灭，我们明白在城市中和网络上，创意会呈现出超线性的增长。大都市与网络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共同点：两者都是稠密的液态网络；在那里，信息很容易沿着多条不可预知的路径流动。这种交互的连接形式有利于孕育出伟大的创意，因为伟大的创意最初都只是一个半成品——更多的像灵感，而不是启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远见并非是瞬间生成的。设想有恐怖分子会劫持飞机直接撞向建筑物，或是要设计出一台可以编程的电子计算机，这些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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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绝大多数的伟大创意最初都是以一种不完整、不全面的形式出现的。它们隐含着某种深奥的种子，但缺乏一个关键元素，让灵感转变成真正有威力的东西。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缺失的元素就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在另一个人的大脑中以一个直觉或灵感的形式存在。液态网络塑造了让这些并不完整和成熟的创意可以相互连接的环境，提供了让创意联姻配对的机会。这种网络不仅能使创意更易于传播，而且还有一项更加伟大的功能：帮助创意完整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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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威廉姆斯的猜测性灵感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它没有预测到“9·11”事件的各条具体细节或是不能预测到问题的紧急性，也并非是这条警告对于真正阻止“9·11”阴谋发生的切实可行性。他真正的问题是环境性的：“凤凰城备忘录”非但没有在一个稠密的信息网络中流动，还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自动案件支持系统，被丢入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信息黑洞”中。因此，“凤凰城备忘录”不仅没能与其他信息进行连接，还被存放在一个类似于“上锁的文件柜”里。一个没有连接的灵感，注定只能是灵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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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凤凰城备忘录”与“明尼苏达式猜想”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异：时间。飞行学校的老师们在几个小时内就对扎卡里亚·穆萨维的行为和他提出的问题产生了一种怀疑。相反，肯·威廉姆斯在经过几年的调查之后才产生了猜测，认为部分飞行学校的学员对国家安全存着某种威胁。“凤凰城备忘录”的出现并非源于威廉姆斯的直觉，而是一个随着时间慢慢成形的想法，是经过无数个小时的观察与探询后才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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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很流行这种“明尼苏达式猜想”，亦即本能直觉。人的“情绪脑”对某种情况闪现出一个快速的评估，并且这种评估不受缓慢的逻辑推算的验证，但它却是非常准确的。关于这种现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ónio Damásio）对大脑受损的病人做过一些观察实验，发现他们因为无法作出本能的“瞬间判断”（snap judgments），而会表现出大量异于常人的奇怪举止。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畅销书《眨眼之间》（Blink）几乎从头至尾都在探讨瞬间直觉的力量以及偶尔出现的危险。书中提到了相关的事例，比如，历史艺术家在几秒内就知道一个古代雕塑是不是赝品；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所作出的毁灭性的瞬间判断——他误以为一个伸手到口袋里拿钱包的人是准备去掏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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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依靠直觉作出瞬间判断的功能再强大，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它们当中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好创意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大部分好创意必定是慢慢孕育才最终形成的。最初，对一个问题，感觉会有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这种感觉虽然不太清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却真实地存在着。这种感觉在大脑的角落里若隐若现，有时候会持续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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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过程中，它会慢慢和其他的创意碰撞、连接，慢慢找到让自己成长突变的力量来源。之后的某一天，这种感觉或想法就转变成了更加重要且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新创意，而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发现了一座新的信息宝库，可能是和另一个人大脑中的猜测或想法进行了组合连接，也可能是因为大脑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创意，并把它们进行了串联整合。因为这类慢慢孕育中的灵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成长和发展，其生命力并不强大，甚至相当脆弱，很容易因为每日的琐事而被忽略。但这个漫长的孕育期正是这一类创意的强大力量之源，因为要得到真正独特的见解，必须经过同样的过程，以同样的方式去思考别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瞬间闪现的判断也就只是一种判断。比如，这个人是否值得相信呢？这个雕塑是不是真品？而一个新创意或想法要比这些判断复杂和深刻得多，它是解决一个问题的新思路，或是发掘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新机遇。但凡具有突破性的创意，一般都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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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决定做一个极富创意的实验，他把一根薄荷枝隔绝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瓶中。这个著名的实验最终证明了一点，植物是能生成氧气的。这个发现是现代生态系统科学中最为根本的发现之一，而这个实验源于普利斯特里大脑中的一个孕育了20年的猜测。少年时期的他，非常喜欢把蜘蛛关在玻璃瓶中。当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生物被放在封闭的容器里就一定会死亡的事实，一定隐含着一些有趣的玄机。这一想法最终被证明触及了一个更重大的生物规律。他将这个想法一直保存在大脑的一个小角落里，直到理解其中奥秘的时间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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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对一个问题进行长期坚持不懈地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在那20年间，普利斯特里涉及了十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过数百种不同的实验，与当时世界上学术水平遥遥领先的其他学者和科学家们进行过无数次的交流。他只把极少的一点时间和精力用来思考植物呼吸过程这一问题。普利斯特里所做的，只是在大脑里一直保持这一想法。维持一个灵感的存活更多的只是慢慢地培育它，而并非是一种汗流浃背式的辛苦耕耘。只需要给灵感足够的营养，并且让它生长在能让根须建立新连接的肥沃的土壤里，然后，给它时间，静待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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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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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给后见之明的镜头涂上了凡士林，让那些缓缓发育中的灵感模糊从而被错看成一个又一个瞬间闪现的顿悟。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把自己取得的重大突破说成是源于某种顿悟，一部分原因是，在描述创意出现的过程时，如果把它归结为一种灵光乍现的结果，能产生叙事快感；另一部分原因是，灵感在慢慢孕育的过程中，其发展变化是极其缓慢和随意的，毫无章法可循，因此很难进行清晰地描述。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一下人类各科知识发展与积累的过程就会发现：慢慢孕育的灵感是常规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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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尔斯·达尔文自传》中，有一段描述广为流传。当年轻的达尔文努力理解生物的进化过程时，他的真知灼见是如何突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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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10月，也就是我开始系统研究 15个月以后，当我读书自娱时恰巧拿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通过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我发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都上演着生存竞争的大戏。于是我突然想到，在这种情形下，有利的变异往往会生存下去，而那些在环境中不具备优势地位的生物体则被毁灭。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形成。就在那一刻，我的新理论终于可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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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牛顿苹果故事的进化论版本：马尔萨斯的观点从苹果树上掉下来，砸在了达尔文的头上。就这样，自然选择理论诞生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段顿悟故事的版本，一部分是源于自然选择理论本身的简洁与优雅。与那些在技术层面更加复杂的科学突破理论相比，关于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就该是在一个灵光闪现的瞬间突然“跳入”达尔文的大脑中的。据说，达尔文最坚定的支持者赫胥黎在第一次听到自然选择理论的相关论断时，曾脱口而出：“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多么的愚蠢啊！”达尔文发现的这一理论在学术史上也有另一个复本，正复本之间同样呈现出一种奇妙的对称之美。因为，在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理论几年以后，当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独立得出自然选择的相关理论时，也曾声称他的理论突破同样是受到了马尔萨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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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尔萨斯的顿悟都是达尔文创立相关理论的来源，并且这一说法一直被当作一个权威版本。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霍华德·格鲁伯（Howard Gruber）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决定重新细读达尔文在创立相关理论以前的大量笔记，希望能找到真正的答案。他希望能重建达尔文在1838年秋天创立理论之前，在他大脑里进行的思考推断、信息拼组和脑内辩论的奇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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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伯从达尔文的笔记中得出的结论与达尔文在《自传》里讲述的情形截然不同。在笔记中，达尔文清楚地记录着马尔萨斯顿悟的出现时间是1838年9月28日。但是格鲁伯发现，达尔文理论的各个核心要素早在马尔萨斯顿悟出现之前就已经记录在他的笔记里了。达尔文在创立理论前，就已经掌握了生物变异的重要性；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两者之间的区别；不同物种之间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竞争；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的具体生理联系；生物进化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基本知识点。这些内容自1837年开始就在达尔文的笔记中详细地论述过。达尔文并非无法将已经齐全的拼图碎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因为，从达尔文的笔记中可以发现一点，在马尔萨斯顿悟出现的几个月前，达尔文曾经写了几个小节近乎完整地对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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