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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主流的生活方式和兴趣，需要依靠临界量（critical mass）才能维持下去。在小型群体中，它们的力量会被削弱，并不是因为这些群体太压抑，而是因为很难在这个小型群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举例来说，如果1/1 000的人喜欢收集甲虫或对即兴戏剧感兴趣，那么在一个中型城镇中，这样的人可能只有十几个。而如果在大城市，就可能会有数千人。正如菲舍尔所说的，群体创建了一个正反馈回路，因为越来越多的郊区或农村人口会为了寻找同伴而向城市迁移。“理论……同时对‘恶’和‘善’作出了解释，”菲舍尔写道，“刑法与创新（如艺术）的标新立异都受亚文化的影响。”从表面上来看，诗歌集和街头帮派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同样依赖城市培养亚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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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各行各业也是如此。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指出：“城市越大，其制造商的种类越多，小厂家的数量和比例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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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城镇和郊区，大型超市随处可见，杂货店很少；同样，电影院很常见，而剧院却很少。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来支持更多不同的样式，虽然如果这种地方存在，可能会有人去拜访一下，但这种概率很小。然而，在城市中，大型超市、电影院、熟食店、面包店、尾货店、艺术电影等都很常见，所有这些都能并存，标准的和怪异的，大型的和小型的。只要城市具备活力和流行元素，小型事物的数量就会超过大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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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舍尔和雅各布斯都强调，密集的城市中心的亚文化之间有生成性的相互作用，当人群聚集成庞大群体后，必然会发生外溢现象。亚文化和不拘一格的企业活动所创造出的创意、兴趣与技能，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中弥漫，从而影响其他群体。就像菲舍尔曾说的那样，“城镇越大，越有可能存在形形色色的人，如吸毒者、激进分子、知识分子、浪荡公子、健康食品推崇者等，而且他们越有可能影响（以及冒犯）社会的常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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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城市为功能变异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因为它培养了专业技能和兴趣，而且还创造出了一种液态网络，这些亚文化信息会外溢，并且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影响着它的近邻。这也是城市创造力呈超线性比例增长的原因之一。亚文化创造出的文化多样性是有价值的，不仅因为它使城市生活不那么无聊，还因为它会促进不同集群之间的迁移。这样一个让不同专业和激情发生重叠的世界，为功能变异提供了茁壮成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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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共享环境往往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公共空间中，也就是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所说的“第三空间”（third place）——一种有别于封闭的家庭或办公室的连接环境。18世纪的英国咖啡馆孕育了无数启蒙时代的创新，从电力科学、保险业，到民主意识。弗洛伊德每周三晚上都会在维也纳柏格巷（Berggasse）19号组织一个沙龙，医生、哲学家和科学家齐聚一堂，共同商讨精神分析这一新兴领域。巴黎的咖啡馆也见证了很多现代主义思想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一群业余爱好者、青少年、数字化企业家和学术科学家们聚集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成功地引发了个人电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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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之所以会聚集在这些场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们愿意分享他们的激情，这种支持网络必然会提高集体的参与度和创造力。然而，创造力不一定是由鼓励诱出的，真正起作用的是碰撞——当不同的专业领域聚集在一个共享的物理或智力空间时，就会发生碰撞。真正的火花就是在这种空间内产生的。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表现出了如此多的文化创新，正是因为作家、诗人、艺术家和建筑师通常会在同一家咖啡馆碰面。他们没有把自己隔离在孤岛中，召开创意写作讲座或进行设计审查。这种近距离为功能变异提供了丰富的发展环境：文学界的意识流引发了书坛令人炫目的立体主义（cubism）新观点；未来主义（futurism）人士接受了技术发展的速度，构建了新的城市规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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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种媒介中设计的话语迁移到新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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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变异的另一种范畴也大量出现：社会的共享媒介环境。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英国音乐家、艺术家布赖恩·伊诺（Brian Eno）第一次搬到纽约市时，他住进了格林威治村中央的一间平房里。当时的城市正处于暴乱中，到处都充满了对“萨姆之子”（Son of Sam，连环杀手）的恐惧，以及随时可能破产的威胁中。不过，伊诺曾在伦敦和柏林待过，早已习惯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事实上，与欧洲的生活经历相比，让他感到最刺激的就是电台发出的狂乱混杂的声音。听了多年英国广播公司阴沉、专业的声音，美国电台怪异的咆哮声在伊诺听来像是一个疯狂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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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开始录音。像许多实验型音乐家一样，伊诺一直在探索如何让磁带发出乐器般美妙的声音（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直以来，让我感到最欣慰的工具就是录音机，然后是键盘，贝司排在第三位”）。披头士（The Beatles）将《白色专辑》（White Album）里最长的音轨，保留给约翰·列侬（John Lennon）利用磁带循环拼组成的《革命之9》（Revolution # 9）。20世纪60年代中期，魔音琴（Mellotron）得以研发，键盘上的按键可以触发磁带循环的设置。然而，这些实验中都没有将口语作为合音或打击乐元素。毕竟，按照传统的标准，《革命之9》中的絮叨和呢喃声，根本算不上是一种音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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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装载着福音传播者、无政府主义人士，以及毒舌派播音员声音的伊诺，开始与大卫·伯恩（David Byrne）合作，并开始发掘音乐的可能性。最终，伊诺发行了新专辑《我在鬼丛林当中的生活》（My Life in the Bush of Ghosts），这张专辑结合了非洲节奏和古怪的乐器演奏，是一种全新的结合，但缺少了伯恩的新浪潮（New Wave）声音——这是两人此前合作的脸部特写合唱团（Talking Heads）所有专辑中最突出的特色。一反传统唱法，伯恩和伊诺用一种分层、循环的口语单词来完成了这些歌曲，这种想法是由电波引发的。这就是功能变异的一个典型实例：将一种媒介中设计的话语迁移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出人意料地形成了一种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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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鬼丛林当中的生活》标志着音乐借用的诞生：它不仅是一种新的音乐形式，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让人们去思考如何创造音乐（就像50年前，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改变了我们对艺术的看法一样）。若干年后，当全民公敌乐队（Public Enemy）的制作人汉克·肖克利（Hank Shocklee）坐下来录制《没什么能阻挡我们》（It Takes a Nation of Millions to Hold Us Back）这张专辑时，他故意模仿了伊诺和伯恩的层次感和打击乐。《没什么能阻挡我们》也成为他所处时代中最有影响力的专辑之一，回声响遍更广泛的文化界——从手机、顺口溜、告示牌，到排行榜，就像《重回61号高速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和《宠物之声》（Pet Sounds）之前做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伊诺的这一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而且就像“孤独的天才”顿悟的时刻：创新者将自己锁在实验室中，突然想到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创意。但是这个故事有个关键点：伊诺并不是独自与录音机待在一起；他曾连接到一个有非常多种声音的网络，每种声音都以不同的频率播放着。伊诺不需要咖啡馆，他有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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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模式，弱关系下的创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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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期，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马丁·吕夫（Martin Ruef）决定调查商业创新和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吕夫感兴趣的是咖啡馆的多样性模式，而不是政治类型的“大熔炉”；是专业和学科的多样性，而无关种族或性倾向。吕夫采访了766名去创业的毕业生。他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来评估他们的创新性，这个系统是基于下列因素建成的：引进新产品，或申请商标和专利。然后他开始追踪每名毕业生的社交网络——重点不是熟人的数量，而是种类。有些毕业生的社交网络中大多都是组织内部的人，有些经常联系他的朋友和家人，还有一些在朋友和同事的圈子外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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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夫这项研究的发现为咖啡馆模式的社交网络提供了一种强烈的支持：最具创意的人往往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通常会延伸到组织外部，涉及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根据吕夫的分析，多样、横向的社会网络，其创新性要比单一、垂直的社交网络高出三倍。在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长期的熟识度结合而成的群体中，从众和惯例往往会抑制潜在的创意火花。社交网络受限也就意味着企业家几乎不会从外界获取有趣的概念。但是，如吕夫所言，那些在自己的“孤岛”外面搭建起桥梁的企业家，能够从这些外部环境中引入新的想法，并把他们用于新的环境中。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他对雷神公司（Raytheon Corporation）组织网络内部好创意的由来做了调查。伯特发现，那些建立桥梁以跨越紧密群体之间“结构洞”（structural hole）的人，更容易产生创新思维。与那些能在多元化的群体中建立积极连接的人相比，只在自己部门内部分享信息的人很难为雷神公司提出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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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吕夫和伯特的研究证实了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的“弱连接的力量”（strength of weak ties），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引爆点》（The Tipping Point）一书中进一步推广了这一观点。透过功能变异的镜头来看社交网络的弱连接，我们能看到一些重要的变化：这种弱连接使得信息在整个社会网络中高效流通，即信息没有被困在一个由紧密结合的团体形成的孤岛上。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从弱连接中传来的信息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也就是创新学者理查德·奥格尔（Richard Ogle）所说的“创意空间”（idea-space）：一种复杂的工具、信仰、隐喻和研究对象。从一种创意空间中开发的新技术可以通过长距离的连接转移至另一个创意空间；在新环境中，这种技术可能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属性，或触发一种会引发新突破的连接。弱连接不仅能提高信息在网络上的传输速度，也会促使这些创意发生功能变异。古腾堡是一位冶金学家，但他与德国莱茵兰的酿酒师之间存在一种弱连接。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只是一位排版界的先驱，因为他对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进行了量化改进。但他没有让自己的思维局限于单纯的冶金领域，而是有了更重要的成就：成为印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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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连接产生的功能变异还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科学性顿悟的经典故事：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然而，正如奥格尔和其他人所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究DNA问题的小小科学圈内，对分子结构有最清晰和最直接认识的人，既不是詹姆斯·沃森，也不是弗朗西斯·克里克，而是伦敦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她采用了一种最先进的技术来研究DNA的神秘链状结构——X射线晶体学。但是，富兰克林的观点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限制：首先，X射线技术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她只想到了螺旋结构和碱基对对称；其次，她的思想还受到工作概念的限制。她使用的是一种感应法：掌握X射线技术，然后使用收集到的信息来构建DNA模型（“我们打算让数据说出DNA的结构”，她曾对克里克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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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要想“查看”DNA的双螺旋结构，除了X射线的分析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沃森和克里克使用了多种工具，涵盖了不同的学科，包括生物化学、遗传学、信息理论、数学，当然还包括富兰克林的X射线图像。甚至克里克提出的雕塑造型也对破解DNA的结构代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富兰克林相比，沃森和克里克就像是两个“半路出家”的学者：克里克大学学的是生物学，后来转学物理学；这两个人对生物化学领域都知之甚少。然而，DNA问题不是掌握单一学科的知识就能解决的。为了了解分子的结构，沃森和克里克不得不借用其他领域的工具。奥格尔曾说过：“一旦创意空间中两个很少接触的观点发生连接，它们就开始自主地对对方作出新的阐释，从而产生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效应。”沃森和克里克就是这样，他们一边在实验室外休息，一边去想这个问题——那些治学严谨的同僚很鄙视他们的这种行为。然而，凭借这些不同领域的弱连接和他们的创新能力，沃森和克里克一直以一种私人咖啡馆的模式来工作，并最终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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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的壁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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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这种创意模式解释了21世纪企业创新中存在的一些奇怪的矛盾。尽管多数高科技企业已经接受权力下放和液态网络的创新模式，然而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苹果公司仍然在实行自上而下的严密管理模式，而且还对新开发产品实行保密制度。史蒂夫·乔布斯和乔纳森·伊夫永远都不会让大众参与下一代iPhone的开发。如果开放和密集的网络会带来更多的创新，我们该如何解释苹果公司的这种情况呢？就开放性而言，与维基百科相比，苹果公司更像是威利旺卡（Willy Wonka）的巧克力工厂，充满了奥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乔布斯和伊夫都是全能的天才，他们能保证公司开发出一系列革命性的产品。毫无疑问，这两人在专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但他们谁都不能独立设计、构建、策划和推销像iPhone这样复杂的产品，就像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传说的车库中制造苹果电脑一样。显然，苹果公司的领导层是无可匹敌的，但其中必然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东西，才能保证将这种革命思想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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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虽然苹果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对外界采取一种壁垒心态，然而该公司的内部结构却是条分缕析的，以方便不同观点发生碰撞和连接。乔布斯通过“概念车”的比喻来说明他们的管理方法。当你去参观车展，看到那些充满魅力的创新型概念车时，你会想，“我现在就想买它” 。5年后，这辆概念车终于上市了，但它的性能可能已经从法拉利降到福特斑马（Pinto）了——所有真正的突破性功能已被淡化或完全消除，遗留下来的特征看上去和去年的款型也没什么差别。这种遗憾的命运同样也可能发生在iPod身上：伊夫和乔布斯很可能会勾勒出一个辉煌的、革命性的音乐播放器，然而两年后却放了一个哑弹。是什么让创新灵感永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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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苹果公司的产品开发过程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咖啡馆模式，而不是装配线。iPod产品的传统生产方式就是按照线性的专业知识链执行的。首先，设计师想出一个基本的外观和功能，将它传递给工程师；工程师会去想如何实现这种功能，然后再将它传给制造商；制造商会去思考如何实现大规模的生产，最后，再将产品发送给销售人员；销售人员负责说服人们去购买它。这种模式很普遍，因为在以效率为核心的环境中，这种模式更适用，但这种模式会对创新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原始想法在这种渐进环节中会被削弱。工程团队看到原始设计会说：“我们不能完全做到，只能做到80%。”制造团队会说：“当然，我们只能完成其中一部分。”最后，原始设计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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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苹果公司的做法起初看上去很混乱，但它避免了好创意在开发过程中被“掏空”的问题。苹果公司将这种做法称为“并发”或“并行生产”。在产品开发周期内，所有团队（设计、制造、工程和销售）成员都会时不时聚在一起，集思广益，交换思想和解决方案，商讨最紧迫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流是开放的，以接纳不同团队的观点。与传统的生产周期相比，这个过程充满了争议，还会带来很多翻译难题，但却更为自由——精通不同学科的人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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