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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600—1800年的创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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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业余的创新（第三象限）不再独领风骚，而是被迫与崛起的网络和商业力量（第四象限）分享其领先地位。最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在水平轴线上，个体的突破（左边）大量迁移到团体的创造力（右边）。文艺复兴期间只有不到10%的创新源自社会网络，两个世纪后，多数突破性的创意出现在相互协作的环境中。从古腾堡的印刷机开始，多元化发展促成了转变，这种转变在长期研究进行了一个半世纪、《圣经》首次上架、科学思想以书籍和宣传册的形式储存并分享之后，才开始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横跨欧洲繁荣起来的邮政系统对于启蒙时代的科学极为重要的邮政系统遍布了整个欧洲；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增加；咖啡馆和正式机构如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建立了促进知识分子协作的新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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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创新枢纽设于商界之外。这个时期的伟人——牛顿、富兰克林、普利斯特里、胡克、杰弗逊、洛克、拉瓦锡、林奈（Carl Linnaeus），对于用他们的创意来获取报酬，并不抱什么期望，他们只是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情并积极传播。然而，朝着市场激励的垂直移动是显而易见的。当工业资本主义在18世纪的英格兰崛起后，新的经济结构为商业冒险者提高了赌注：诱人的奖励吸引创新者进入民营企业。英国在18世纪初制定了专利法，以防范好创意被明目张胆地窃取。尽管有这些新的保护，但大多数在此期间的商业创新还是采取了一种协作的形式，许多个人和企业针对产品贡献了关键性的调整和优化建议。历史书喜欢将这些缓慢的演化过程缩短为单一发明家所主宰的瞬间时刻，然而驱动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大都是学者们称为“集体发明”（collective invention）的案例。教科书草率地指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是蒸汽机的发明者，但事实上，瓦特只是18世纪完善该发明装置的、众多创新者中的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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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象限，人类创造力和洞察力的杰出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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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这个近代与现代的交点休息片刻，猜测一下千禧年的最后两个世纪会形成何种模式。我觉得大多数人都预期，第一象限会聚集数目惊人的创新活动，因为市场经济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已跨越大批量生产和消费型社会的时代。所有因素似乎都预言了第一象限的大爆发：越来越多的富裕人群愿意在新玩意上花钱；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的强化；企业研发实验室的涌现；正在成长的私人资本愿意投资投机性事业。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创新引擎，按理说，第一象限应该在最后两个世纪的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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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反地，另一种模式出现了（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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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地，第一象限中人数最少。威利斯·开利终究是个特别的案例，这种发明模式的案例数量，与集体发明真空管或电视之类的案例相比较，是1︰6。在私营企业，在封闭的实验室中所实现的专利性突破并不多。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郊外秘密地发明炸药，后者取决于由利益驱使组成的多元化公司，他们设法通过分散式网络创造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新产品。我们称爱迪生（Edison）是电灯泡的发明者，但事实上，电灯泡是爱迪生和他的竞争对手之间复杂的交互网络所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为这一难题贡献了关键的力量。像爱迪生和德福雷斯特这样的企业家，都因物质奖励而受到充分的激励，也都尽其所能地申请专利。但是建立在别人创意上的实用性往往比白手起家更有价值。你可以在一间上锁的房间里开发小创意，与竞争者的灵感和见解隔绝。但如果你想要闯出一大片相邻可能空间，你需要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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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第四象限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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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经济刺激，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好创意在第四象限欣欣向荣呢？一个答案是经济激励对于好创意的发展和采纳，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丰厚利润的承诺鼓励人们提出实用的创新，但同时迫使人们保护这些创新。经济学家将“有效市场”定义为信息均匀地分布在空间里所有买家和卖家的市场。效率，通常而言，是所有经济体的共同目标。如果创意毫无拘束，企业家就无法从创新中获利，因为竞争对手会立刻采纳这些创意。因而就创新而言，我们刻意建立了低效率的市场：保护版权、专利、商业秘密，以及其他许多为了避开他人的想法所设置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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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80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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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的低效率并不存在于第四象限。不，这些非市场、分散式的环境没有丰厚的财务性报酬来鼓励参与者。但是其开放性为好创意开枝散叶创造了其他有利的机会。所有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观察到的创新模式：液态网络、缓慢的灵感、意外的收获、噪声、功能变异、开放式平台，都符合下面这条规律，即在开放的环境里，好创意能随意流通，这有助于它们发挥效力。在受约束的环境里，创意的发展自然受到严格限制和阻碍。假如每次尝试获得一个意外发现的新连接，都需要支付关税，缓慢的灵感就很难找到另一个可以使之完整的灵感；假如各个学科的边界都有哨兵守卫，功能变异就无法随意地越过警戒线。然而在开放式的环境里，创新模式很容易确立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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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复杂的社会现实一样，建立一个创新环境也会面临许多权衡取舍。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物质奖励的确会鼓舞创新，但关键是，其他因素从不会维持不变。当你将物质奖励引入一个系统，障碍和秘密就会浮现，开放式的创新模式将更难发挥它的魔力。所以，问题是：什么才是良好的平衡？可以想象，有谁不想大赚一笔？财务报酬弥补了知识产权法和研发实验室的低效率。大多数关于现代创新根源的讨论都是基于这个假设，且主要以自由市场在那段时期的创新纪录为论证基础。人们仿佛已经达成共识：刻意以市场为基础途径的低效率必须具备超越其成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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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一个错误的对比。我们测试的不是市场是否比计划经济（command economy）更成功，真正测试的是市场的表现是否比第四象限好。当私营企业经历了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它的翻版在公共部门同时成长：现代研究型大学。今天，大部分的学术研究，就其研究路径而言，都属于第四象限：新创意对外发表，并允许其他参与者修改且使之完善，或以它们为基础建立新创意。任何人都可以将它们散布到任何地方，唯一的条件是说明来源。诚然，这并非纯粹的无监管状态。你不能随意剽窃同事的创意，而没有适当的引证。但是，起诉专利侵权和要求加注说明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专业学者是要支付工资的，而且，成功的创意可以带来极为抢手的终身教授职位。但是与私营企业相比较，这种经济奖励是微不足道的。关键是，这些奖励并不需要在信息网络中人为地引入低效率。一位历史学家开拓了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新理论，可能会因此获得常春藤盟校的教授职位，但是该理论本身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自由传播，可能会被挑战、被放大、被扩充、被循环利用。当今的大学系统已近似大型企业，专利在一些专业领域的确发挥了作用，但最主要的作用是保留了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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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常被称为与现实世界隔绝的象牙塔。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20世纪出现的大多数科学和技术典范思想都起源于学术研究。这不只适用于物理这样“纯粹”的科学，也适用于更直接的商业用途。例如，口服避孕药在过去半个世纪为大型制药公司赚取了数十亿美元，但推动其发展的关键性研究，大部分是在哈佛、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引用第7章的一句话，学术研究者的开放式网络经常创造生成性的平台，在那里商业发展成为可能。未来10年很可能会看见一波由基因体科学（genomic science）制成的药品，但其基础的科学平台，也是最为关键的、确定并映射DNA序列的能力，几乎完全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个个分散的科学家团队在私营企业之外研发的。这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一次又一次见到的模式：第四象限的创新创造了一个新的开放式平台，商业机遇随之改善并重新包装原有的突破，或在此基础平台上开发突现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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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关键性的发展辅助了第四象限的创新：增长的信息流量。信息外溢需要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地理密度，虽然邮政系统在启蒙运动时期创造了小型的、分散式的创新网络，但今日的互联网更是有效地降低了分享好创意的运输成本。信息外溢在伽利略时代的效益和今日一样高，但创造这种意外收获与功能变异的液态网络则要困难得多。现代生活的连接性意味着我们要面对相反的问题：阻止信息外溢远比让它流通要难得多。结果是，专注于保护知识资产的私营公司必须投入时间和金钱，建设“人为稀缺”（artificial scarcity）的障碍物。第四象限的参与者没有花费这些成本：他们可以集中精力想出新创意，不用围绕旧点子建设壁垒。并且，由于这些创意可以自由地在信息空间流通，他们就可以通过网络完善别人的观点并发展这些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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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现成的政治词汇来称呼这个第四象限，尤其是围绕开源社区发展起来的非机构形式的合作。因为这些开放的系统与常规的自由市场激励机制背道而驰。一位天才的法学教授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提出的“混合经济体”（hybrid economy）概念中，包含一些对此现象的描述，这个词融合了知识共享领域的开放式网络元素，以及私人领域的专属权城墙和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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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创新的敌人，也不是说竞争公司之间的竞赛不会产生实用的新产品（毕竟，第二象限充满了许多完美的创意，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官僚体制仍旧是创新的深坑。但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不用在分散式的市场以及命令与控制式的政权之间作出选择。过去数个世纪所取得的很多历史成就，大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不太正式的场所产生的：研究生课堂、咖啡馆、爱好者之家的实验室，以及电子公告板。第四象限提醒我们：创新不只有一个模式。现代生活的奇迹并不是只出现在私人公司间的专利冲突中，它们也出现在开放式的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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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从来不是好创意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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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几个月后，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有几行文字对达尔文的生物学基本原理表示赞同。“尽管是用粗糙的英式风格来写作，但这本书包含了我们眼中的自然历史基础。”“粗糙的英式风格”显然是指达尔文没有使用黑格尔辩证法（Hegelian dialectics）来阐述他的观点（很奇怪，很多人都认为那是达尔文的写作优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因达尔文的观点受到了激励，并且在这个看似多重革命（科学与社会）的边缘时代，将他视为志趣相投的人。目前还不清楚，达尔文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的这两位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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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很聪明，他们能够如此早地在达尔文“危险”想法的争论中，表达对他的支持。后来，达尔文的理论在20世纪被自由市场的守护者广泛引用。事实上，将市场与动物世界相提并论，反而使市场看起来更自然。如果大自然通过自私、无情的竞争法则，制造出如此绚丽多彩的地球，我们的经济体系为什么不能遵循同样的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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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自然并非只存在自私、无情的竞争，达尔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物种起源》以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呼应了他在20多年前离开基林群岛时写在日记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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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凝视一条错综复杂的河岸，岸边各种各样的植物，鸟儿在灌木丛中歌唱，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蚯蚓在潮湿的泥土中爬行，思考这些精心构筑的形式，彼此之间是如此不同，又以如此复杂的方式互相依赖，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产生了规律……于是，自然界的战争、饥荒和死亡，有了我们能够设想到的最崇高的目标：产生高等动物。这么看来，生命是极其壮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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