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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谢纳尝试使用电流刺激脸部，从而引发看起来尽量真实的感触。他最多同时借助4个电极制造出发怒、喜悦或者吃惊的面部表情：有时还使用电流在左右脸部分别做出不同表情。肌肉在何种情绪时活动，他便用这种情绪给肌肉定名，像忧伤肌(医学术语：depressor anguli oris)、痛苦肌(医学术语：corrugator supercilii)和贪婪肌(部分医学术语：nasalis)，他还发现，真心的笑和虚伪的笑区别在于orbicularis oculi，pars lateralis，这是环绕在眼部周围的一块肌肉，只有在自然发笑时才会活动。它“不服从意志指挥”，迪谢纳写道。“发现它没有活动，便可以识别出虚情假意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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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刺激也有不足之处，就是电流对肌肉的作用只能停留很短时间。要不是当时刚好出现了照相术使转瞬即逝的现象长久固定，那么今天也只会有寥寥几个对历史感点兴趣的神经学家知道迪谢纳其人。他的实验拍照也为他在照相史上确立了一席之地。迪谢纳第一本书中“丑陋的鞋匠”部分的一张照片原件今天可以卖出惊人的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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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在其作品《人与动物情绪变化之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中也使用了若干迪谢纳所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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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人虽然是迪谢纳最有名的被试，但并非是唯一的一个。比如他还曾对一位年轻女士做过实验，用电击治疗其眼疾。在她逐渐适应这套难受的程序之后，迪谢纳为她策划了一些富于戏剧感的场景：时而祈祷，时而露出淫邪的微笑，有时是站在摇篮边的母亲，有时成了麦克白夫人。照片带有一定的超现实色彩，因为图像中总能看到迪谢纳的手从一边伸来，把电极按在女士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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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谢纳并非只将其工作看成获取认识的手段。他也想利用对面部的研究总结出某些规则，指导艺术家“真实可信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心灵的活动”，从而改变艺术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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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谢纳给许多古典艺术大师开出的“医疗证明”并非“良好”。因为他们虽然正确把握了大致的面部特征，但此外许多东西却是“在实际操作中完全不可能的”。希腊祭司拉奥孔的塑像向来被艺术史家视为杰作，但迪谢纳认为它没有表现前额。罗得岛雕塑家渡利多罗斯、阿格桑德罗斯和阿塔诺德罗斯很显然对影响表情的皮肤之下的肌肉corrugator supercilii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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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如果遵循“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面部表情的美感将会得到多大提升，迪谢纳拿来石膏仿制古典雕像，并把人物表情做成真实状况。经他改变，作品便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经典了。有人指责他把艺术降格为“解剖现实主义”，他对此予以驳斥。毕竟他的艺术批评基于“严密的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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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区分出真正的微笑和虚伪的微笔么?请访问www.bbc.co.uk/science/ humanbody/mind/surveys/smiles做个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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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所著《人与动物情绪变化之表达》全文各处都有对迪谢纳所摄照片的引用，相关内容请访问pages.britischlibrary.net/charles.darwin2/tex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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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883 好啊，有别人使劲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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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象其实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直到19世纪末才由法国农学家马克斯·林格尔曼(Max Ringelmann)从科学角度进行了论证：人是懒惰的，特别是在他认为别人没有注意到自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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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格尔曼天才的实验是这样做的；20名来自格兰尤安农学院的学生分别独自和分组拽拉一根5米长的绳子，绳子的末端与测力器相连。通过这一装置，逃避工作的倾向暴露无遗。当2个人同时拉绳子时，平均每个人仅提供他自己单独拉绳子时所用力的93％；3个人时，这一数值为85％，4个人时为77％。懒惰的程度螺旋上升，当8人一组时，每个人所出的力仅为个人最大力量的一半。这种出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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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的拉绳做法被当今的心理学家称为林格尔曼效应，其解释为：一方面，在团队工作中，个人的努力并不明显影响总成绩，所以缺乏全力以赴的动力；另一方面，个人的贡献看不出来，由此导致了人浮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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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林格尔曼知道，对实验结果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也许效率降低跟社会性懒惰根本投关系，而是因为小组中同步拽拉绳子有困难。由于学生们没有同时拽拉绳子，测量出的数值小于真正的个人数值之和——这种解释使人本无私的荣誉得以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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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希望在20世纪70年代时因华盛顿大学的埃伦·C·英厄姆(Alan C. Ingham)所做的现代版的林格尔曼实验宣告破灭。实验小组中有英厄姆的同伙，他们在队伍中只是假装拽绳子。在每次实验中，只有一个人毫不知情，以为一会儿是自己拉绳，一会儿又变成2人一组，或者3人、4人、5人、6人、7人一组。为了不让他注意到别人的无所事事，他被安排在最前面，或者林格尔曼用布蒙上所有被试的眼睛。事实上，他倾力拽绳子的动力也降低了，他拽绳子的力量和他所以为的战友的数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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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团队合作在现代工作环境中建立起来，管理课程会不断讲到林格尔曼的研究。可能没有必要如此，因为林格尔曼的结论早已埋在有关“小组”这个词真实含义的古老笑话中：好啊，有别人使劲儿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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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在华盛顿大学，科学家重复了1883年的拉绳子实验。结果与之前无异参与拉绳子的人越多，每个个体所出的力量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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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句德语的所有词的首字母拼起来就是“team”这个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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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885 杀人犯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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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法国医生让·巴蒂斯特·文森特·拉博德(Jean Baptiste Vincent Laborde)高兴的是，与在巴黎相比，规定的落实在外省可要宽松多了。在“受过文明教化的全欧洲也只有我们首都这里还有”的规定给他的工作平添了不必要的麻烦。令拉博德苦恼的是，按照规定，被处死者的尸体必须送至墓地人口并在那里堂而皇之地下葬，“而无法按照科学研究之需被马上交予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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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博德的实验旨在查明人的头在离开身体后还能够存活多久。自1791年断头台在法国作为一种正义而人道的处决方式被推行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断头台到底有多人道?有科学家认为，意识和疼痛感在砍头后l5分钟内仍旧存在。对于死亡一刻的探究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在维克多·雨果的短篇小说《临刑前的最后一日》中，囚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后，就不再痛苦了，他们确认么?谁跟他们说的?有人听到砍下的头立在篮边对着人群大声呼喊‘不疼’么?”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维利耶·德·利尔一阿当的《绞刑架的秘密》中，外科医生阿尔茫·韦尔波试图结束这种含糊不清的状态，他与被判处死刑的医生埃德蒙·德西雷·孔蒂德·拉·渡奠雷商量好：如果医生砍头之后当真还有意识，他要眨3下眼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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