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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图重复卡雷尔实验的人，都失败了。尽管细胞在脱离母体后能够生存，但是却没有生存得如卡雷尔的鸡心细胞那般长久的。根据生物学家扬·A·维特科夫斯基(Jan A.Witkowski)的推测，这可能有3种解释：卡雷尔的鸡心细胞在培养皿中发生了突变，从而获得了像癌细胞那般无限增殖的特质；或者在添加培养液时，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混入了新的鸡心细胞；抑或是最初的鸡心细胞早就死亡，卡雷尔和他的同事掩盖了这一事实，利用新放人的鸡心细胞欺瞒了公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生物学上最著名的实验只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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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相应的说法。当时有种声音认为卡雷尔在做细胞培育实验时，并没有遵循科学、严谨的实验程序。他当初的某位助手甚至对来实验室参观的人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您知道吗，要是我们弄丢了培养皿中的细胞，卡雷尔博士不但不会发怒，还会很高兴。一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只需要弄些新的胚胎细胞置于培养皿中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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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雷尔能培养出不死的鸡心细胞，却不能阻止自身的衰亡。”一位研究者讽刺地说道。卡雷尔1944年11月5日死于巴黎，比他那些“不死的细胞”早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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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14 通往香蕉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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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照片极富象征意义：一只黑猩猩站在3只垛起来的术箱上，正在抓够一根香蕉。一代又一代心理系学生从中读出的都是：一只聪明的猴子突然来了灵感，有目的地通过叠箱子拿到了以其他方式无法拿到的水果。当然，真正的故事要更复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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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为猴子设计了这项智力测验。1913年年终，他来到特内里费，接管了那里的类人猿研究所。他本打算只在这里待1年，其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1年变成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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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为了研究猿类的智力，科勒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他逐渐确信，黑猩猩“表现出了一些人类常见的智力行为”。这一观点给当时的进化论学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正值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提出后不久，生物学家们四处寻找相关证据来验证这一论断。判断人和猿有血缘关系的一个证据是它们在身体上相似。达尔文认为，人和猿在智力上也应该是接近的。科勒希望通过实验查明这种关系到底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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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24日，他带着6只黑猩猩进入了一个2米高的房间，角落里吊了一根香蕉，地面中央放了一个木箱子。他等待着。所有的黑猩猩都试图跳着够到香蕉，但没有成功。“黑猩猩苏丹马上放弃了这一企图，”科勒写道，“它焦躁地走来走去，突然在箱子前面站住，抓住它，飞快地将其滚到目标处，却在水平方向上还差半米时就登上箱子，用尽全力，把香蕉抓了下来。”苏丹解决了问题。它那瞬间爆发的、直指目标的行动，似乎昭示着这是一个突然产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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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科勒更加惊讶的是，他的黑猩猩在解决下一个问题时接二连三地失败。香蕉被挂得更高，黑猩猩们唯有把一只箱子叠垛在另一只箱子上，才能够到香蕉。科勒注意到这次黑猩猩需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部分它可以轻易解决，而另一部分解决时却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容易解决的部分是把一只箱子推到香蕉下面，困难的部分是把第二只箱子叠垛到先前的那只上面。这一“特别情形”令科勒迷惑不解，因为对于人类来说，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一个人首先发现他可以通过放一只箱子在下面而接近香蕉，那么对他来说，通过把2只或3只箱子垛在一起达到更高的高度，从而够到水果，是顺理成章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把第二个建筑材料放到第一个上只是对把第一个建筑材料放到地上这一行为的重复”。猴子却不这么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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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照片中的黑猩猩为了第二只箱子费尽心力。随着时间的增加，它们能够成功完成一个小的建筑，但是多少年过去了，它们还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即使经过了很多次正确尝试，却突然又对如何处理第二只箱子手足无措。科勒认为，黑猩猩对叠垛箱子的建构完全没有概念，几乎搭建过程中的所有“静力学问题”，它们都不是有意识地解决的，而是通过盲目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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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的这一实验在今天教奉为经典，后人变化着不同的方式，继续着这一实验。但是实验证实的人和猿的类似性却难于令人信服。人和黑猩猩相似的行为并不能证明它们相似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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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电视台网站中文献纪录片《动物的内心世界》(Inside the Animal Mind)的页面上，有一部有关科勒的实验的短片。其中也包含了其他有关动物的智力、意识、情感的主题。影片的直接链接为www.verrueckte-experiment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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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17 沃森医生离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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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伊克斯·沃森(Mary Ickes Watson)算得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因为科学实验导致婚姻破裂的女性之一了。那时的报纸对报道分手事件乐此不疲。玛丽的丈夫约翰·B·沃森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1915年，他当选为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1919年，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被学生们评为最具风度的教授。其中原因之一，或许同时是他身陷麻烦的缘由：他的长相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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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观看了为即将开赴罪恶的欧洲的美军士兵而播放的性启蒙电影，表现性病的低俗画面警示着人们远离妓女。战争结束时，沃森把这些影片展示给市民和医生看，随后对他们进行了采访。此间他感觉到，很多医生把性生活视为堕落的行为并由此将其看作一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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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森看来，这是个明确的标志，表明对于性生活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医学方面，已经到了对人类的性行为展开心理学研究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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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朋友同时也是同事德克·科勒曼在他去世后曾说，沃森在这方面掌握了先进案例并亲自进行实验。因为科勒曼后来也过世了，无法从他那里再访问到什么信息，所以沃森传记中说到的他亲自实验，是真是假不得而知。按科勒曼的说法，大约从1917年开始，当时39岁的沃森教授和小他20岁的女学生罗莎莉·雷纳一起开展了针对这一敏感话题的研究：他详细记录了两个人在发生性关系时身体的反应。詹姆斯·V·麦康奈尔(James V.McConnell)于1974年在他的书《认识人类的行为》(Understanding Human Behavior)中第一次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报道。在他看来，沃森教授就是以这种方式成功完成了对这一行为的记录的第一人。沃森教授的夫人无疑不会认可自己丈夫的这种科学建树。她起了疑心，并搜集证据。雷纳出身名门，当时还在和父母一同生活。在沃森夫妇应邀来到雷纳家的时候。玛丽·伊克斯·沃森假装头疼，请求躺下休息一会儿。然而，她并没有在一楼休息，而是对罗莎莉雷纳的房间进行了彻底搜查，看到了自己丈夫的情书，文字都堆挤着遍布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专栏间隙：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是属于你的，不论单独还是整体……我完全归属于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做个手术把我们合成一体，也不会比我现在属于你的程度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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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逼追下，沃森教授必须在离婚后放弃他的教授职位，并从此转为从事广告业务。他娶了雷纳为妻，直至1935年英年旱逝，他们二人一直在一起。在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前，沃森教授和雷纳一起完成了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小艾伯特条件反射研究(见“l920 小艾伯特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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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教授的实验数据以及离婚的相关卷宗一起被其前妻销毁了。继沃森的性研究实验，直到10年后的1928年，才有一对夫妇重新进行了科学意义上的性生活实验——在各方面得到的数据都比较令人满意(见“1928 性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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