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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芬克勒开始了针对昆虫的移植术实验。实验方法很简单——但也正如怀疑者们评论的那样——“残忍程度无以复加”。芬克勒将水甲虫饿2—3天，用硫实施麻醉后，剪下头部，把一个的头植到另一个身上，然后牢牢固定直至新的头部按照预想长合完好。在芬克勒看来，这种交换方祛甚至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甲虫之间实施。“植入新头的水甲虫在水中自在地游动，好像有生以来就不曾换过头。”芬克勒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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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人们必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将雄性和雌性水甲虫的头部互换，结果将会如何?决定性行为的是头部还是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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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开这一谜团之前，芬克勒有必要澄清另一个问题：“在水甲虫中是否也存在同性恋?”因为在异常的性欲驱动下，无法分辨究竟是一个异性恋的雌性头还是一个同性恋的雄性身体左右了嫁接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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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前在不同甲虫群体内部发现过这类“特异情况”，但经过了长达2年的观察，芬克勒并不能认定水甲虫也是如此。真正的实验可以开始了。芬克勒给甲虫动了手术，把不同的新合成体放入容器进行观察，所有观察内容日后被他巧妙地总结成为一句标题——“雌性体内涌动的雄性欲望”。他在正文中继续写道：“植上雄性头部的雌虫做着交尾的准备，各种行为跟雄虫并无二致。”芬克勒认为有必要像描述他本人心中女性形象一样使用一些拟人语句描述雌虫：“被引诱淫乱的雌虫——也许不算真正的雌性了——不仅毫无反抗地接受一切，甚至感到愉快，摆出一种‘你想跟我干吗就干吗’的姿态。”但在描述性交时他也承认，像他一样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也不能详尽获知雌甲虫内心括动的细节。他这样评述雌虫典型的摆脱行为：“谁又能够确定这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耍个手腕?雌虫这个问题我们看不清楚，女人这个问题我们又何曾看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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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家都曾尝试重复芬克勒的实验。昆虫学家汉斯布隆克(Hans Blunck)和沃尔特施派尔(Walter Speyer)用52页的学术语言描述他们的实验并得到结论：“这位维也纳学者的陈述有悖一切经验，科学界再没什么理由研究他以及他的文章了。”芬克勒的作品显露出许多明显的自相矛盾。也许他是实验期望效应(见“1904 驯马者”)的牺牲品，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欺骗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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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26 用盒子打破“盒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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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从心理学研究走进大众读物的实验之一。您现在就可以自己做这个实验：在桌上放3个小的硬纸盒(大约火柴盒大小)，每一个都装上一些图钉、一支蜡烛和几根火柴。您现在的任务是：将3根蜡烛固定在门板上相当于人眼睛的高度处。想出来了吗?——答案其实很简单：您用图钉把硬纸盒固定在门板上，然后把它们用作烛台。最关键的一步在于，把盒子的功能从“容器”转变为“平台”。如今许多研究者认为这种“转变”就是创造力的秘密所在：发挥出事物原本没有被发现的功用，也就是能够克服心理学上所说的“功能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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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蜡烛实验只是德国心理学家卡尔·东克尔(Karl Duncker)给他的实验对象所出的诸多问题之一。实验的过程当然要比上面的轻描淡写要复杂一些。除了3个硬纸盒之外，桌子上还放了一些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其他物品。在实验时，东克尔明确告诉实验对象，他们可以使用桌上的所有物品，并要求他们尽量开动脑筋解决问题。他希望借此观察人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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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克尔的这个实验做了2次：其中一次图钉、蜡烛和火柴被装在硬纸盒里；而另外一次纸盒是空的，图钉，蜡烛和火柴放在桌子上。当纸盒是空的时候，7名实验对象都能解决问题；当纸盒装了东西的时候则只有3名完成了任务。正如东克尔预料的，当纸盒以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即脱离其本身“容器”功能的时候，实验对象会更容易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纸盒装了东西，即作为“容器”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不那么容易想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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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克尔还尝试找到更多条件，让人们的思维更容易从事物本来的功用上“转移”出来。当纸盒里装的东西和解决问题无关的时候——东克尔在盒子里装上诸如纽扣之类的东西——人们更容易对事物进行“功能转移”。特殊的说明也会有所帮助：比如“请使用图钉以及容易被图钉固定在门板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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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东克尔在他的书《创造性思维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s produktiven Denkens)中公开了这个实验，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心理学的核心读本之一。那时东克尔只有32岁。由于他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所以他2次申请到大学授课都遭到了拒绝。5年后，他在失望和郁闷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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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27 月光下的组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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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实验一开始都是为了验证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光线越充足、光照环境越好，人们的工作效率越高。但是实验结果令人吃惊，并使这些实验成为工作心理学上最为著名的实验。针对它们的实验报告，至今还存在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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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电器及电灯的制造商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宣称，电灯照明能够避免工伤事故，能够保护视力、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想通过实验让顾客亲眼目睹电灯照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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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芝加哥西部电力的霍桑工厂，进行了一项这样的实验。实验过程很简单：在不同的区间提供规律性不同的照明，对区间内的工作效率进行测量记录。实验结果声称，在更好的照明环境下，工人的产出最大。然而在实验过程中，所有3组工人的工作效率都是越来越高的，这跟光线的强度差别没有任何关系。就连没有电灯照明的控制组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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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测试居然得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实验者让2位工人在光照条件极差的衣帽间里工作，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工作效率并不低，甚至比正常情形下效率更高。当光照强度降到0.06坎德拉时，也就是满月时的月光强度，两人的工作效率才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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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测试直到今天还为工作心理学的学生们所广为传颂。当时的实验者看到这一数据后，都目瞪口呆，他们当然没有想到去考虑其中心理学因素，在书写实验报告时费劲了心思：那些狭隘的工程师甚至想象检查机器那般检查那2位参与实验的计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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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科学家们一开始就清楚，在这项实验中，光照强度变化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影响着最终的实验数据。衣帽间测试中，他们甚至正确地预知了最终的测试结果，即训练有素的工人在低强度光照环境下同样能够达到正常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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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史学家理查德·吉莱斯皮(Richard Gillespie)为了写作《制造业知识》(Manufacturing Knowleage)，于90年代初期调查了所有光线测试的原始实验数据，他惊奇地发现了隐藏在这些数据后的丑闻。为了使其实验无懈可击，即由假说、实验、理论知识构成完整的体系，官方出版物的作者们改变了实验的年代顺序，隐瞒了那些对其理论不利的实验结果，在随后他们的理论漏洞百出、为人摒弃后，他们表现出对其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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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出版的《管理学与工人》(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一书中，对上述实验的描写超过了600页，吉莱斯皮评价道：“它将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家完全地引人了歧途。”教科书中有关这个实验的描述并非来源于原始实验数据，而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和对实验数据的重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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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60年代的其他无数类似的实验并没有帮助人们澄清这一误区，反倒使得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更为混乱。“我们根本不知道，霍桑车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专家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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