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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蜡烛实验只是德国心理学家卡尔·东克尔(Karl Duncker)给他的实验对象所出的诸多问题之一。实验的过程当然要比上面的轻描淡写要复杂一些。除了3个硬纸盒之外，桌子上还放了一些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其他物品。在实验时，东克尔明确告诉实验对象，他们可以使用桌上的所有物品，并要求他们尽量开动脑筋解决问题。他希望借此观察人们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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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克尔的这个实验做了2次：其中一次图钉、蜡烛和火柴被装在硬纸盒里；而另外一次纸盒是空的，图钉，蜡烛和火柴放在桌子上。当纸盒是空的时候，7名实验对象都能解决问题；当纸盒装了东西的时候则只有3名完成了任务。正如东克尔预料的，当纸盒以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即脱离其本身“容器”功能的时候，实验对象会更容易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纸盒装了东西，即作为“容器”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不那么容易想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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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克尔还尝试找到更多条件，让人们的思维更容易从事物本来的功用上“转移”出来。当纸盒里装的东西和解决问题无关的时候——东克尔在盒子里装上诸如纽扣之类的东西——人们更容易对事物进行“功能转移”。特殊的说明也会有所帮助：比如“请使用图钉以及容易被图钉固定在门板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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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东克尔在他的书《创造性思维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s produktiven Denkens)中公开了这个实验，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心理学的核心读本之一。那时东克尔只有32岁。由于他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所以他2次申请到大学授课都遭到了拒绝。5年后，他在失望和郁闷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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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27 月光下的组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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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实验一开始都是为了验证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光线越充足、光照环境越好，人们的工作效率越高。但是实验结果令人吃惊，并使这些实验成为工作心理学上最为著名的实验。针对它们的实验报告，至今还存在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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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电器及电灯的制造商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宣称，电灯照明能够避免工伤事故，能够保护视力、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想通过实验让顾客亲眼目睹电灯照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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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芝加哥西部电力的霍桑工厂，进行了一项这样的实验。实验过程很简单：在不同的区间提供规律性不同的照明，对区间内的工作效率进行测量记录。实验结果声称，在更好的照明环境下，工人的产出最大。然而在实验过程中，所有3组工人的工作效率都是越来越高的，这跟光线的强度差别没有任何关系。就连没有电灯照明的控制组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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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测试居然得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实验者让2位工人在光照条件极差的衣帽间里工作，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工作效率并不低，甚至比正常情形下效率更高。当光照强度降到0.06坎德拉时，也就是满月时的月光强度，两人的工作效率才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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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测试直到今天还为工作心理学的学生们所广为传颂。当时的实验者看到这一数据后，都目瞪口呆，他们当然没有想到去考虑其中心理学因素，在书写实验报告时费劲了心思：那些狭隘的工程师甚至想象检查机器那般检查那2位参与实验的计件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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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科学家们一开始就清楚，在这项实验中，光照强度变化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影响着最终的实验数据。衣帽间测试中，他们甚至正确地预知了最终的测试结果，即训练有素的工人在低强度光照环境下同样能够达到正常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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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史学家理查德·吉莱斯皮(Richard Gillespie)为了写作《制造业知识》(Manufacturing Knowleage)，于90年代初期调查了所有光线测试的原始实验数据，他惊奇地发现了隐藏在这些数据后的丑闻。为了使其实验无懈可击，即由假说、实验、理论知识构成完整的体系，官方出版物的作者们改变了实验的年代顺序，隐瞒了那些对其理论不利的实验结果，在随后他们的理论漏洞百出、为人摒弃后，他们表现出对其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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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出版的《管理学与工人》(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一书中，对上述实验的描写超过了600页，吉莱斯皮评价道：“它将一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家完全地引人了歧途。”教科书中有关这个实验的描述并非来源于原始实验数据，而是作者的主观臆断和对实验数据的重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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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60年代的其他无数类似的实验并没有帮助人们澄清这一误区，反倒使得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更为混乱。“我们根本不知道，霍桑车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专家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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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光线实验后来并未正式发表实验报告。电力公司对一项不利于自身的实验报告毫无发表的兴趣。人们决定，在霍桑工厂中进行一系列实验，力求解答下列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工人的工作?为什么下午工人的工作效率会下降?中途休息是否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恢复?后来，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这一系列实验被人们称为“霍桑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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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人们准备了一块实验场地，可容纳6名工人。实验要求6名工人组装R一1498型继电器。R一1498型继电器是电话总站的电磁开关，由32块零件组成，一名普通工人能够在一分钟内组装完毕。实验中，组装好的继电器可投入一个倾斜的井状通道中，通道下面放置着小盒子，用于接收继电器。实验场地中的这6名工人被视为一个整体，他们的薪酬不像往常那般，取决于多达数百人的车间的产量，而是取决于这6人团队的产量。实验者担心，不提供报酬可能导致工人积极性下降，不自觉地减慢工作效率，从而威胁到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尽管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然而实验数据的准确性还是受到了威胁。随后有人猜测，正是这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薪酬系统在无意之中大大影响了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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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们拼装继电器的实验场所对面，坐着霍默希伯格(Homer Hibarger)、实验人员以及观察人员，他们负责监督整个实验过程，记录实验时间以及实验中的其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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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这番准备后，实验者仍然不放心。这6名年龄在15—28岁之间的年轻女工必须每月接受一次医疗检查。希伯格利用医疗检查了解了她们的私人生活以及月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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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开始了第一组休息测试：首先是上午和下午各一次5分钟时间的休息，然后是2次10分钟的休息，再是6次5分钟的休息，最后是上午提供15分钟的免费用餐时间，下午一次l0分钟的休息。工作效率稳步提升，从每小时拼装49.7台继电器上升到55.8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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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们很快便发现，那些学者和实验人员都需要自己的合作，于是她们开始提一些小小的要求：一次她们觉得光线太强了，另一次她们要求在自己和实验人员间摆放小屏风，这样她们便不再直接暴露在他们的目光下。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一位女工声称：“我敢百分之百地保证，只要你们在中间摆上屏风，我们肯定能装得更快。因为有了屏风，我们就不需要时刻整理裙装，提防春光外泄。”实验者被她说服了，于是很快便在女工们和实验者之间加装了小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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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检查和针对私生活的提问，是最惹女工们反感的。但是她们的反感无济于事，医生仍然每月定期拜访。直到有一次实验者将医疗检查改为聚会，聚会上有蛋糕有鸡蛋，并且放着轻快的音乐，这才让女工们的心情好转起来。由于在这次聚会上，实验人员也提供了茶水，因而这块实验场地也被工厂的其他工人称为“茶水屋”。女工们开始在工作中放松情绪，却惹来了实验人员的担忧。他们担心实验数据的正确性会受到影响。2名女工，阿德琳·博加托维奇和伊雷娜·里巴斯基对此不以为意。希伯格提醒里巴斯基注意她低下的工作效率，不料她反唇相讥：“一开始您让我们就着自己的意愿，随意干，我现在这样做了，您又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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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验对象工作效率低下而对其发出警告，从科学角度看来，这确实是无比荒诞的。但是当时的实验人员不过是想揭示工作效率同休息之间的关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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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博加托维奇开始喋喋不休、绘声绘色地跟里巴斯基谈论自己的上一次婚姻时，实验人员再也受不了了。1928年1月25日，2名新的女工取代了博加托维奇和里巴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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