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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们很快便发现，那些学者和实验人员都需要自己的合作，于是她们开始提一些小小的要求：一次她们觉得光线太强了，另一次她们要求在自己和实验人员间摆放小屏风，这样她们便不再直接暴露在他们的目光下。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一位女工声称：“我敢百分之百地保证，只要你们在中间摆上屏风，我们肯定能装得更快。因为有了屏风，我们就不需要时刻整理裙装，提防春光外泄。”实验者被她说服了，于是很快便在女工们和实验者之间加装了小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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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检查和针对私生活的提问，是最惹女工们反感的。但是她们的反感无济于事，医生仍然每月定期拜访。直到有一次实验者将医疗检查改为聚会，聚会上有蛋糕有鸡蛋，并且放着轻快的音乐，这才让女工们的心情好转起来。由于在这次聚会上，实验人员也提供了茶水，因而这块实验场地也被工厂的其他工人称为“茶水屋”。女工们开始在工作中放松情绪，却惹来了实验人员的担忧。他们担心实验数据的正确性会受到影响。2名女工，阿德琳·博加托维奇和伊雷娜·里巴斯基对此不以为意。希伯格提醒里巴斯基注意她低下的工作效率，不料她反唇相讥：“一开始您让我们就着自己的意愿，随意干，我现在这样做了，您又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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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验对象工作效率低下而对其发出警告，从科学角度看来，这确实是无比荒诞的。但是当时的实验人员不过是想揭示工作效率同休息之间的关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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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博加托维奇开始喋喋不休、绘声绘色地跟里巴斯基谈论自己的上一次婚姻时，实验人员再也受不了了。1928年1月25日，2名新的女工取代了博加托维奇和里巴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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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水屋的休息也给实验带来了明显的变化，然而实验人员却不敢确定，是否高达25％的工作效率的提升完全赖于休息?1928年，霍桑实验人员向2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克莱尔·特纳(Clair Turner)以及哈佛商学院的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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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位教授却给实验帮了倒忙：他们组织了针对女工的性格测试，询问她们的饮食习惯，测量她们的血压。然而数据显示，这些因素跟工作效率无甚关联。女工的月经时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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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茶水屋的实验进行到了第十二个阶段，先前的休息时间全部取消。女工们的工作效率仍然持续上升。它比同样没有休息时间的第三阶段还高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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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出版物中，第十二阶段被称为令人“豁然开朗”的阶段。实际上，认识到女工的情绪会影响到其工作效率，是一个持续的、漫长的过程。女工们将工作效率的稳定提升归功于轻松的工作气氛。实验人员也研究了这一说法。1930年初，他们让与女工关系冷淡的希伯格离开茶水屋一段时间，观察她们在此情形下的工作效率变化。但是结果并未显示任何有意义的趋势。茶水屋外的一系列研究薪酬影响的实验，也未能揭晓工作效率上升的初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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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人员将揭开谜底的最后希望寄托于人类学。一位人类学学者进驻茶水屋，他将同时观察记录女工和实验人员的言行。然而希伯格非常反感这一举动，他长年累月地观察研究女工，却并不想成为别人的研究对象。1933年2月，茶水屋关闭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不断争论，茶水屋女工在长达5年的实验中，为何工作效率会增加46％。实验数据是非常广泛灵活的。是因为基于小团体的薪酬发放系统?因为休息?因为在茶水屋中她们长年累月地组装同一种机械?因为良好的工作环境?因为友好而轻松的氛围?甚至有人提到了女工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女工知道她们的工作效率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统计的。她们会觉得，全力以赴地工作是非常愚蠢的。她们担心，产量过大会导致公司削减单件产品的组装薪酬，因而她们在工作效率与薪酬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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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通过研究产业工人，发现社会学中的规律。这导致工作环境、动机、责任心和个性成为当代经理人的重点考察对象。在此种意义上，霍桑实验的结果被理想化了。工作效率之所以提升，是因为女工在实验中能够“发展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实验环境允许她们在工作中为自己的社会行为设立指标，这使得她们的工作充满了意义”。那么，因给自己设立的指标没有达到研究人员的要求，而被赶出茶水屋的阿德琳·博加托维奇和伊雷娜·里巴斯基对此会有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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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实验的难产催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在社会科学实验中，由于实验本身的缘故而对实验结果造成了预期以外的影响，这一现象被称为“霍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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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27 培养基中的亲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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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人们对传染病有了更多的了解。“反接吻联盟”就是其中一支抵御传染的特殊队伍。在这些组织中，有的为抵制儿童间混杂的接吻而战，有的反对女性间的接吻，还有的彻底反对接吻——诸如巴黎的“反接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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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据之一当推梅毒，梅毒患者每次接吻所传播的病菌数量达到40000。倘若在每次接吻前都能在脑海中回想一下上述事实，相信接吻离走向末路也就不远了。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影院电影在日本上映前要删除接吻的情节?显然日本人不想生病，至少他们没有兴趣学习接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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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人可不想因为什么梅毒而被禁止接吻，为此美国的科学杂志《科学与创造》在1927年3月进行了一项实验。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先生和女士，亲吻一只盘子里的无菌培养基。然后把培养基在摄氏37.5度的保温箱中放置24小时。亲吻时黏附的细菌在这段时间内明显生成了小的菌群。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原先存在的、单独无法证明的细菌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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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委托任务的实验室得到的细菌的平均数量不是40000，而仅有500，其中涂抹口红的女士携带的细菌要多200。《科学与创造》认为，实验给了人们一个科学性的理由拒绝亲吻化妆后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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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28 性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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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美国医学家恩斯特·博厄斯(Ernst P.Boas)改进的心率计是所有心脏医学家的福音。它可以长时间自动记录心脏的活动。而且它比其他类似仪器更为便捷之处在于：在人体处于自由活动时，它可以照常工作，而其他仪器则只能在人体静止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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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和同事恩斯特·戈尔德施密特(Ernst F.Goldschmidt)立即决定，利用心率计测试了51个男人和52个女人的生命体征。借此，他们也确定了人体在不同状态下的最大脉搏数：吃饭(102)，打电话(106)，清晨洗漱(106.7)，听音乐(107.5)，跳舞(130.6)，体操运动(142.6)，心率达到巅峰值则是出现在性高潮时(148.5)。在博厄斯与戈尔德施密特共同写作的《心率》(The Heart Rate)一书中，对测量过程一笔带过。“我们有幸得到一对夫妇的帮忙，在他们行房事时，测量记录了心率脉搏。”书中重点对测量结果进行了研究。在性高潮时比在做体操时心率更快，这个论断并不会叫人大吃一惊，不过这两位医学家对心电图显示出的另一个极不同寻常的特征没有加以关注就不大应该了，好像在他们眼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一样。这一特征被他们简单介绍为：“妻子的心率出现了4个高峰，每次心率高峰代表着一次性高潮。”可见这位妻子在那天晚上23点20分到23点45分之间，体验了4次性高潮!而且当时夫妇俩的做爱环境并非十分舒适惬意：他们胸口都用橡胶带贴着电极，一条长30米的电线一头连着电极，另一端连接记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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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博厄斯和戈尔德施密特唯一的评论是：“心率曲线如实记录着血液循环系统的受压情况，这一情形解释了性交过程中或是性交后猝死的现象。普赛普(Pussepp，另一位研究者)就观察到了狗在交媾时血压显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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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家罗伯特·拉图·迪金森(Robert Lotou Dickinson)1933年在著作《人类性解剖》(Human Sex Anatomy)中介绍了这一实验，并关注了4次性高潮。然而他却将其归为男人的能力。他声称，4次高潮证明男人拥有“催发技能”，它能促使阴茎在女性阴道内坚持25分钟，以便催发女性“获得完全的性满足”。因为最初参与性高潮心率测试的夫妇并不具有普遍性，因而22年后，人们又观测了一位具有普遍特征的女性在性交过程中的生理机能变化(见“l949 性高潮断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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