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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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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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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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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是不是变聪明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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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吃独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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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他也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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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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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游戏中充斥着信任与欺骗。从中人们能看出不少社会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个体与集体的矛盾。个体与集体关系融洽，能带来利益，然而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给人类社会的福祉带来巨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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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游戏之所以后来蜚声四起，原因不在于它所设计的不等的奖惩幅度。弗勒德和德雷舍的一位同事——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对游戏中的两难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并赋予它一个响亮的名字：囚徒的两难处境。塔克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关于塔克对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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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两难处境的阐述，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某犯罪团伙的2名成员被捕，并被警察隔离审讯。警察缺乏指控两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据。然而警察拥有足够证据，起诉他们所犯下的其他次要罪行。法院基于这些次要罪行可宣判这2名犯罪嫌疑人入狱一年。现在警察单独向2人分别建议，指证对方的主要犯罪事实。作为交换，警方不再追求其次要罪行的责任，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将面临3年的牢狱之灾。对任何一名犯罪嫌疑人来说，这么做的风险在于，他的同伙也可能同时指证自己，这样的话，2人都将入狱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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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会做如下思考：如果我出卖同伙，而他为我保守秘密，那么我能马上得到自由，而无须锒铛入狱。即使他也同时出卖我，那么我也只要坐2年牢，比起保守秘密而被同伙出卖坐3年牢来说，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我出卖同伙，不管他如何，我的处境都会更有利。问题在于，他的同伙也必然做出跟他一致的判断。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双方都入狱2年。假设2人都保持沉默、不揭发同伙，他们只要坐1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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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的两难处境有几个制度性前提：一项奖励制度，适用于双方都合作之时；一项处罚制度，适用于双方均不合作之时，一次提升奖励幅度的机会，当一方选择合作时，适用于不合作的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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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囚徒的两难处境”。例如偷税逃税、开黑车：只要其他人还在正常缴税、驾车，这种现象就会存在，而当所有人都不再缴税、违法驾车载客时，所有人都必然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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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的两难处境”另一个生动的例子便是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尽管弗勒德和德雷舍在当初设计那个游戏时，未曾想到这个问题，但是这其中的关联是无法割舍的。最终这2位数学家都服务于兰德公司——一家著名的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所，位于洛杉矶旁的圣摩尼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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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大国打着这样的算盘：一旦对方生产研制核武器，而本方没有，那么本方将迅速处于下风。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2国军备竞赛此起彼伏、甚嚣尘上。对2国来说，最安全的状态，恰恰是双方都不装备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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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弗勒德和德雷舍1950年发明了那个游戏后，“囚徒的两难处境”声名大噪，成为学术界的新宠。数学界、经济学界、心理学界，甚至生物学界都纷纷对此展开了研究。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无法解答的——否则也不能称为两难处境了。但是利用博弈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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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精确描述冲突与竞争，并为之提供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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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博弈的对手只交锋一次。那么“不合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否则，便不能如此。比如常有商务往来的买卖双方、住在一起经常互相挠痒的2只猴子，为了长远计，就不能一味选择“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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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1979年做了个实验。他让博弈论者利用策略与其他同事博弈。出乎所有人意料，最后胜出的是最为简单的策略：第一回合“合作”，从第二回合起，与对方上一回的举动保持一致。这种策略被人称为“以眼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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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实验中，这一策略得到了完善，变得更为精巧。比起“以眼还眼”来，完善后的策略显得更为大度和善。例如有人欺骗了你，立刻还击。然而就此原谅对手，重新释放合作的善意。用一句话来概括，心地善良，但别做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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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www.iteratedprisoner-dilemma.net体验“囚徒的两难赴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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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51 眩晕轰炸机的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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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随着功能强大的喷气式飞机的横空出世，飞行医学的发展迎来了契机，它通过模仿飞行的不同过程研究飞行对人体机能产生的影响。通过离心机可以模拟在强加速状态下，人体压力的增大．通过压力实验室可以模拟高空下气压的降低。当时人们猜测，在高空飞行过程中，人体失重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当我们试图在实验室制造出失重状态时，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得克萨斯州兰道夫空军基地美国空军航空医学院的弗里茨·哈贝尔和海因茨·哈贝尔(Fritz und Heinz Haber)如此写道。在其著名的论著《为从事航空医学研究而制造失重状态的方法》中，2人尝试了各种方法，找到了唯一制造出失重状态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方法在地面上是无法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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