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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弗曼征询指导者的意见，实验指导者说：“请您继续进行”。并告诉他把不回答按照错误答案处理，用电击惩罚学生。布雷弗曼在椅子上紧张不安，并开始喘着粗气机械地笑，但仍继续着。麦克唐纳不再给出答案，而只是在每次电击后哭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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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弗曼再次转向实验者询问：“我必须继续给出指示么?”实验者回答：“实验要求您继续下去。”布雷弗曼继续进行。330伏后，麦克唐纳沉默了。布雷弗曼犹犹豫豫地请求和他换位，然而仍旧继续。在仪器表375伏的控杆处，贴着“危险，强烈电击”。布雷弗曼继续实验直至最后一个控杆——450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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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布雷弗曼，一个纽黑文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1961年夏天唯一一个向他人发出致命电击的人，而且仅仅因为一个并没有特殊权力的实验指导者要求他这么做。工人杰克·华盛顿、电焊工勃鲁诺·巴塔、护士卡伦·冬茨和家庭主妇埃莉诺·罗斯布鲁姆也都在电击中采用了极限电压。超过1000名被试参加了不同形式的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其中2/3执行了450伏的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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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并没想到结果会这样。没有人能想到的。在报告中，他描述了实验的细节，并征求观众的反馈。不论是心理学家还是普通人，给出的预计都与最终的结果大相径庭——大部分人猜测，没有人会达到150伏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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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知道，他的实验引起了轰动，但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他却陷入了困境：实验既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也没有证明一个理论。专业期刊曾两度拒绝帮其发表。直到1963年，在米尔格拉姆第三次描述并比较了实验的不同变体后，他的“关于服从的行为研究”在《病态与社会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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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完成了几乎20种实验变体。有时，“学生”声称心脏衰弱，有时实验在远离学校的简陋的办公楼中进行，有时由女士执行电击。结果却是一样的：超过一半的实验参与者完成了最大程度的电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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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的另外一种变体中，“学生”和被试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中。尽管服从程度明显降低，但即使实验指导者要求被试亲手把学生的手压到电流发出的电击盘上，还是有1/3被试达到了450伏。虽然被试与受害者的身体距离看起来很重要，但被试与指导者的距离才是更具决定性的。当实验指导者通过电话发出指令时，仅有1/5的实验者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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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刚一发表他的实验结果，全世界便知道了。报纸对实验进行报道，并试图解释实验的出发点。时至今日，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是：生活在正常状态中的人会像承受压力的实验者这样处理问题么?米尔格拉姆本人一直认为实验结果与“二战”中纳粹的罪行有一致性。战争结束以来，全世界都在找寻对大屠杀的解释。米尔格拉姆相信，深藏于很多人内心的服从意识，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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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研究发表时，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刚刚完成了对于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报告。在她写给《纽约客》的著名文章中，她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观点。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并不是像法院认定的那样，是施虐成性的恶魔，而是一个仅仅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的平凡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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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好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吻合。他的实验主体既没有特殊的攻击性，又没有从电击学生的过程中获得消遣。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会紧张，开始出汗或是同实验指导者争吵，但有勇气中止实验者寥寥无几。很明显，拒绝服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端的做法，所以他们宁可放弃他们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影响他们行为的关键不在于被压抑的愤怒或者进攻性，而是与权威的关系。”米尔格拉姆概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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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在这一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不久，米尔格拉姆写信给他的赞助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起初我问自己，是否一个灭绝人性的政府能够在整个美国找到足够的道德白痴，来满足国家系统对于集中营的私人要求，就像在德国那样。现在我慢慢相信，仅仅从纽黑文就能找到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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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与大屠杀的联系使米尔格拉姆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形象。更加不利的是，他的实验被谴责为不道德的。问题在于，施加给被试的压力有没有一个限度。米尔格拉姆的一些同事认为他走得太远了。对这种指责，他本人是有准备的。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严谨的实验安排并没有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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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后实验结束了，学生被带出隔壁的房间，被试被告知，事实上此人并没有受到电击。在后续研究中，米尔格拉姆询问所有被试对于参加实验的看法。少于2％的人后悔参加实验。尽管如此，实验在今天无法再进行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带来的混乱使得所有大学都对从事实验的道德准则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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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几个直接参与者愿意或是能够谈论当时的实验。参与实验的1000多人中目前还健在的都不愿意再谈论此事。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数据被秘密安放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文件柜中。所有出现的与实验有关的被试的名字都经过了修改，包括本文中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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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助手，也是当前少数愿意证明实验的人士之一。他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心理学教授。他说，当听说他参与了这次实验时，很多人表现出一种混有着迷和厌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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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拉姆为实验付出了高昂代价，因为他传达出令人不安的人类本性。他后来在哈佛担任助理教授，但没有固定职位。l967年他转到了并不知名的纽约城市大学，井于1984年在那里由于心衰去世，享年51岁。不久前，他的妻子刚刚有了第一个孙辈。她告诉记者，她的孙子的中名是斯坦利。为什么不用他的名字做前名呢?“我想，背负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名字走完一生，可能会沉重。”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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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演员重现实验过程的影片请见www.verrueckte-experiment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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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2 服用毒品的耶稣受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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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耶稣受难日的祈祷，对于安多弗·牛顿神学院的十位神学学生来说，是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对于霍华德·瑟曼神甫的传道，这些学生毫无印象，他们只记得一片色彩的海洋，一阵阵似乎来自彼岸的声响，以及一种与世界融化在一起的感觉。他们陶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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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初期，一些有勇气的科学家转向研究改变意识的物质。这一时期，神秘主义的课程会包括一项实验，即让学生吞下含有致幻成分的蘑菇，然后通过观察学生在药物作用下的行为，完成博士论文。沃尔特·帕恩克(Walter Pahnke)所做的恰恰是这种实验。这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医生和神学家想要通过实验发现，致幻剂是否能够使人产生类似极少数人在宗教狂热中所感受到的神秘感觉。那些服用LSD、赛洛西宾①和麦司卡林等药物的人一直都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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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自墨西哥一种蘑菇的致幻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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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恩克找到了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他那时在哈佛大学刚刚开始进行毒品实验，后来成为60年代反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帕恩克向利里提议进行一项实验：被试参加一次祈祷活动，其中半数的人服用一种意识发散药物。然后所有被试填写问卷，并回答问题。通过与在宗教环境下所经历的神秘感受的描述进行对比，来确定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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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里听了帕恩克的提议，在感到惊讶的同时也感到有趣。“帕恩克的提议好比让20个处女吃春药，从而制造集体性高潮。”利里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他对帕恩克解释说，致幻剂体验是非常个人的经历，研究者首先自己得有过那么几次经历，才有可能去考虑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但是帕恩克不准备在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通过之前进行这种亲身体验。不能让人对自己有偏见。要想这个实验有机会进行，一个先决条件是，实验者自己不能是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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