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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揭穿了精神病学的抽屉思维的可怕力量。一名假病人通过入院检查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之后，他还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精神分裂这个印记，却再也抹不掉了。病史被不知不觉地扭曲了，以配合诊断的结果。一旦被划为精神病人，那么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就会忽视或者误解他的正常行为。有一位假病人在写实验日志的画面落到护理员的笔下就变成：“病人保持着书写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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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翰和其他的实验者还针对精神病院医务人员做了一些小实验。他们一遍遍地向护士和医生要求，允许他们出去，然后观察随后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反应是一句简短的回答，同时扭过头去，或者根本没有回答。通常这样的交往具有同样的模式。假病人：“对不起，××医生，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花园去散步?”医生：“早上好，戴维。今天怎么样?”(医生继续走，根本不等病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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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精神病院里病人的行为能力，在那时候也有人从其他方面谈及。1962年，嬉皮作家肯·凯西(Ken Kesey)出版了《飞越疯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一书，1975年该书被拍成电影，由杰克·尼克尔森主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尼克尔森在里面饰演小流氓兰德·帕特里克·麦克墨菲，他为了躲避牢狱之灾，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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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被视作是这个实验的灵感来源，因为在书中读者经常遇到“谁才是疯子?病人还是医生?”的问题。然而在1968年实验开始的时候，罗森翰自己说，他并不知道《飞越疯人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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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在1973年发表之后，引起了一场抗议风暴。许多学者批评这项研究，因为罗森翰的实验缺乏理论基础；还有人把“轻度精神分裂症”看做“健康”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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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很多批评，罗森翰的研究还是有结果的。罗森翰没有证明特定的行为会偏离正常，以至于人们承受幻觉、紧张或者沮丧情绪的痛苦，但是他认为，对这些痛苦的诊断是不明晰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伤害性的。虽然在他的实验发表之后，并没有人废除对精神病症状的分类和诊断，但是一些行为方式被列出来，在某些特定的病症确诊的时候，病人必须表现出这些行为方式。“精神分裂”以及“精神病”等带有耻辱性质的诊断，至今仍然存在。人们看起来还是强烈地受到病人分类的影响。一旦一个人被认为有精神疾病，那么他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放在这一前提下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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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验证性偏见在相反的情况下依旧成立，罗森翰在第二个可以算得上优雅的实验中给予了证明：他进行实验的一家精神病院的院方坚称。他们对于精神病人不会误诊。罗森翰建议进行这样的测验：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将让1—2个人假装病人前来这个精神病院，院方可以借此来证明自己的诊断能力。这个医院在3个月时间里收治了193名病人，其中19个被医院的一名精神病院的大夫和另一名医务人员确定可能是假冒的病人。其实罗森翰一个假病人也没有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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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9 所有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汪达尔人(Vandal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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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达尔人：属日耳曼民族，公元4—5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攻占罗马。其名字往往作为肆意破坏的同义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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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见“1971 教授的监狱”)在上班途中总有足够机会来研究纽约城中的破坏行为，一天时间内，从工作地布朗克斯区的纽约大学到住处布鲁克林区218号共30公里长的线路上，他发现不少辆遭受破坏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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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破坏背后隐藏着什么?津巴多做了个测试：他和同事一起买了辆已经使用10年的奥兹莫比尔车，把它停在校区对面。通过观察得知：破坏行为的发生需要促发因素。他摘除了号码牌，发动起引擎，然后再次退至观察地点。26个小时之内，一连串人顺手牵羊，先后拿走了电瓶、制冷器、空气滤清器、天线、雨刷、右侧的铬板、全部轮踏盖、拖缆、汽油罐、一盒护理蜡、左后轮的外胎——其余轮胎磨损过于严重，似乎谁都不愿费力击偷。第一批偷盗者是一对夫妇和他们8岁大的儿子，3人开始行动时津巴多刚刚隐蔽10分钟。母亲站岗放哨，儿子给父亲递进拆卸电瓶的工具。全过程持续了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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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通过观察得知了破坏行动的基本模式：那些仍然可用或者可卖的东西会被首先偷走。当再没剩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拿时，孩童和青少年会占领汽车，打破头灯以及玻璃。接下来陆续有人使用石头、锤子和钢管来搞破坏，最终使这辆车变成一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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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23起破坏性接触事件”后变成一堆废铁只用了不到3天时间。跟津巴多所预想的情况不同的是，常会有路人围观破坏者，破坏行为就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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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加州著名大学城的帕洛阿尔托区，街道旁边也有一辆津巴多停放的摘去牌号、引擎开动的汽车。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开始下雨时，有位路人甚至上前熄掉了引擎。津巴多在大学校区内做了第二次尝试，同样没有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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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深信帕洛阿尔托区的人也具有破坏潜质。“很明显，促发因素在纽约相对充足，而在这里还不太够。”为了推动破坏进程，津巴多和他的2名学生带头抡起大锤砸车。果然没过多久，其他大学生便参与进来。他们跳上车顶，卸下车门，打碎所有玻璃，最后把车翻了个底朝天。深夜里还有3个少年过来，使用棍棒把早已破烂不堪的车体打得更加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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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洛阿尔托区，夜幕的保护或者群体行动中个人的隐匿感显然是唤醒沉睡破坏力的必要条件。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破坏开始的原因则不那么直接可见。津巴多猜测，大城市的规模和人口、嘈杂和喧嚣也会造成人的隐匿感，加上衰败迹象遍布于没落街区，这些共同成为破坏行为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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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认识出发，犯罪学家乔治·L·克林(George L.Kelling)和政治学家詹姆斯·W·威尔森(James W.Wilson)创建了犯罪学史上极有影响的一系列理论。1982年3月他们在美国知识杂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发表了标题为“破窗”(Broken Windows)的文章，建议使用新策略消除犯罪：最好在混乱情况初露端倪时就消灭它。“仅仅一片没有更换的破玻璃也是一个强大信号，暗示无人管理、打碎玻璃不用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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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和威尔森通过实验及调查发现，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事物往往造成人的不安，比如涂鸦、街道上的废弃物、破坏行为。这些事物在人的内心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形势已经不受控制，谁也不必为什么负责。这种感觉提供了滋生犯罪的土壤：一方面人们甚至包括警察都不觉忽视的公共活动地带，使这些地方沦为法律薄弱区；另一方面，罪犯实行严重犯罪行为的心理抑制因素也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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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通过克服杂乱无序的外部特征就可以减少犯罪几率，这一观点尚未得到毫无质疑的接受。该观点认为，要真正有效克服犯罪，只有直捣根源。根据不同的政治色彩，可以将根源归为社会不公或者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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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纽约警察总长比尔·布拉顿(Bill Bratton)将“破窗”理论应用于纽约城市。画有涂鸦的地铁列车马上停止运行并接受清洗，醉酒者和行乞者遭到驱赶，垃圾被打扫干净。自布拉顿1994年任职以来，纽约的谋杀率降低了将近一半。这一成果是否真的源于目的明确的“零宽容政策”，仍然是有争议的，我们只能期望这个办法的确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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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crime/windows.htm阅读威尔森和克林的著名文章《破窗》(1982)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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