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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之后的研究者们也都在这一问题前一筹奠展，直到戈登·G·盖洛普(Gordon G.Gallup)在刮胡子时灵光一闪，想出了一个简单而天才的方法。那是1964年，当时盖洛普还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后5年时间里——在此期间，他成为一名教授——他在新奥尔良杜兰大学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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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达尔文一样，盖洛普也在实验中利用了镜子。他将4只幼年黑猩猩关进4个相互隔开的笼子里。笼子前摆着一面大镜子。盖洛普对此观察了整整l0天。黑猩猩能否意识到，镜中的那只黑猩猩就是自已？在实验开始头两天，猩猩对待镜中的自己如同遇到另一只陌生的猩猩似的，它们冲它尖叫怒吼，做出威胁和攻击的举动。这些行为都在盖洛普的预料之中，毕竟这些猩猩都是头一次照镜子。一个2岁的小孩儿也不可能在第一次照镜子时意识到镜中的便是自己。但是从第三天起，事情有了变化：猩猩站在镜子前，冲着镜子张开嘴清理牙缝，或者从那些平常看不到的部位捉虱子。盖洛普至此能够确信，猩猩已经知道镜中便是自己，但是这一结论并未超越达尔文，它仍然只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与猜测。谁要提出黑猩猩也具有自我意识，那就必须要同时拿出确凿而充分的证据。盖洛普玩的一个小花招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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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天时，盖洛普将黑猩猩麻醉，并在它们的一边眉毛上涂了红点，另一边的耳朵上也涂上红点。经过盖洛普的亲身实验，颜料无臭无味，黑猩猩无法通过嗅觉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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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如实记录了黑猩猩醒来后触摸红点的次数。一开始移开镜子，随后将镜子摆回原处。结果一目了然：在有镜子的情形下，黑猩猩触碰红点的次数比没有镜子时多25次(没有镜子时，黑猩猩即便触摸到红点，也是偶然的)。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推论，盖洛普也在之前从没照过镜子的黑猩猩身上重复了这一实验。结果显示，之前从未照过镜子的黑猩猩，对着镜子也不会触摸眉毛和耳朵上的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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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黑猩猩在十天时间里，认识到了镜中的自我。“在漫漫进化史上，人类可能并非唯一一种发展出了自我意识的动物。”盖洛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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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盖洛普的红点测试被运用到很多动物上。这也常常成为许多动物行为学家在自己孩子身上做的第一项科学实验(通常情况下，是趁孩子不注意，将一个小纸条贴在他们的前额上)。能够通过测试的，除了2岁以上的人类，只有黑猩猩、猩猩和一只由人类抚养长大的大猩猩，2005年布隆科斯动物园的大象“快乐”也通过了这个测试，而跟它关在一块儿的另2头大象马克西和帕蒂则双双失败。喜鹊应该也能认出镜中的自己，然而海豚和喜鹊进行这类实验却惹来了争议。因为它们没有上肢，盖洛普的实验并不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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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盖洛普在刮胡子时，对着镜子看着不慎粘在脸上的泡沫，这是否就是他灵感的来源，没人能肯定。尽管盖洛普本人也未给予肯定，但是在科学史上偶然间冒出绝妙灵感的事例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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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盖洛普实验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它仍然存在着缺陷。动物拥有辨认镜中自我的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它已经可以明确认识到那是自己?是否意味着它也能同样辨别出同类?是否意味着它也会像人类那般做出计划或者撒谎?——所有这些都是跟人类自我意识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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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洛普的实验表明，很多科学实验能够带给人有趣的答案，然而却未必真正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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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69 丛林里的色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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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69年夏天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穿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西伊里安国界被发现的时候，边境官员看着她包里数百张扑克牌大小的各种颜色卡片，没有一点儿头绪。罗施压根儿就没打算向这些官员解释，她想要用这些卡片来推翻语言学中一个存在争议的假说。在一番含糊其辞的回答之后，根据官方文件的规定，她得以和她当时的丈夫——人类学家卡尔·海德(Karl Heider)一起，进入西伊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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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施当时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那里她听海德讲述了达尼族人的奇特之处。海德已经数次拜访过这些猎人和采集者，并且确认，他们只知道2个表示色彩的词：“mili”表示深色，“mola”表示浅色。罗施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提供语言学研究领域一个古老谜题的答案，即：语言是如何影响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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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在30年代的时候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语言决定思维。并非语言适应现实，而是相反，现实只有通过母语的描述才能被人们所认识。每种语言都形成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观点推出一个结论，现实并非存在于外面的世界，而是在人们的脑中——一个用母语的元素布置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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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皮尔的学生，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上述原则命名为“语言相对论”，后来也被广泛称为“萨皮尔－沃夫假说”。如果按照这一理论向后推演，将得出“任何2个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对方”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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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夫相信，在印第安人的语言中可以找到能够证明他假说的证据：例如荷匹人(hopi，印第安人的一支)只用一个词来表示除鸟之外所有能飞的东西，相反爱斯基摩人表示“雪”的词就有7个。在语法层面，沃夫也找到他的证据：由于荷匹人的语言中没有时态，他和他们对话的时候仿佛处于不同时间。但是他的这些例子陷入了循环证明的怪圈：从语言的特别之处，推出另一种世界观；同样反过来也是可以的：因为印第安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的语言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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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个困难看起来就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人们可以把思维和认知看作和语言相互独立的过程，并将其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然而世界观却无法客观衡量，也无法脱离语言相互交流。似乎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物理量，可以避免那种与荷匹人对话时好像不在同一时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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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难题的钥匙是颜色：颜色由波长决定，因此具有独立的可认知性。考察被试怎样区分单一的颜色，也是可以不依赖语言而实现的。现在就只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些人，在他们各自的母语中都存在许多不同的表示颜色的词，通过对他们的测试来确定。这种语言上的不同有没有导致他们生活在色彩不同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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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第一次实验，并没有获得明确的结果。但是60年代末的时候，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布伦特·伯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对100多种语言进行对比发现，表示颜色的词在不同的语言中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发展出来的。如果一种语言只有2个表示颜色的词，那么这2个词总是“黑”(表示深色)和“白”(表示浅色)。如果有3个词，则是“黑”“白”“红”。如果是4个，就会是“黑”“白”“红”“黄”或者“绿”。表示11种基本颜色的词汇，就是这样逐个增加而来的。这一原则表明，在人们对于色彩的认知中，形成了某种普遍的规律。一项测试也指向上述结论：伯林和凯给20名说不同语言的人一托盘各种颜色的卡片，并交给他们一个任务，将他们的语言中有名字的颜色区分开来。这样他们可以把每一种颜色的名字与颜色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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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参加实验的人对于色彩之间的界限区分并不一致，但是对于那些典型的颜色，他们的选择是相近的。显然，独立与语言和文化之外的“热门色彩”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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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凭这些，还不能完全推翻语言决定思维的假说：参与实验的人是移民，本身已经在英语的影响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了。真正有说服力的实验，应当选取那些还没有接触过其他语言的人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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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族人正是符合要求的一群人。在1969年夏天，罗施在荷兰殖民地伊比卡和40名男子进行了第一次实验。罗施用5秒钟的时间向被试展示一堆颜色卡片中的一张，等待30秒，然后要求他从一些已经按照颜色深浅排列好的色卡中选出颜色相同的一张。将一堆卡片如此展示完，罗施同时计算，被试选错颜色或选到相邻颜色的次数。她的实验目的很简单：如果沃夫的假说是正确的，语言决定认知，那达尼族人面对他们只用一个词来表示的颜色，应该比面对在他们语言中用多个词语来描述的颜色，更容易产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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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却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出现。比如找出蓝色和绿色之闻的某个颜色，达尼族人并没有比美国人遇到更大的困难，尽管他们的语言中只有一个词“mola”来表示这些颜色。这样，萨皮尔－沃夫假说看来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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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混乱从此才开始。一个人是不是会仅仅因为说另一种语言就用另一双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人类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颜色实验，却把环境和基因对人类的影响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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