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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凭这些，还不能完全推翻语言决定思维的假说：参与实验的人是移民，本身已经在英语的影响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了。真正有说服力的实验，应当选取那些还没有接触过其他语言的人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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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族人正是符合要求的一群人。在1969年夏天，罗施在荷兰殖民地伊比卡和40名男子进行了第一次实验。罗施用5秒钟的时间向被试展示一堆颜色卡片中的一张，等待30秒，然后要求他从一些已经按照颜色深浅排列好的色卡中选出颜色相同的一张。将一堆卡片如此展示完，罗施同时计算，被试选错颜色或选到相邻颜色的次数。她的实验目的很简单：如果沃夫的假说是正确的，语言决定认知，那达尼族人面对他们只用一个词来表示的颜色，应该比面对在他们语言中用多个词语来描述的颜色，更容易产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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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却并没有这样的效果出现。比如找出蓝色和绿色之闻的某个颜色，达尼族人并没有比美国人遇到更大的困难，尽管他们的语言中只有一个词“mola”来表示这些颜色。这样，萨皮尔－沃夫假说看来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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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混乱从此才开始。一个人是不是会仅仅因为说另一种语言就用另一双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人类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颜色实验，却把环境和基因对人类的影响截然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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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在热烈地进行着，因为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尴尬的。如果我们更多地讨论女医生和男护士，而不是总在说男医生和女护士，那么在与健康相关的职业中，会不会造成角色互换呢?如果一名女孩经常听到“化学家”这个词，那么她是不是会更倾向于成为一名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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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会达成一致。1999年有一项反对罗施实验结果的研究发表，伦敦大学的迪比·罗伯逊(Debi Roberson)在新几内亚对另一个民族的人重复了罗施的实验：贝里摩人只使用5个表示颜色的词，他们的结果显示他们的语言影响着他们对颜色的认知。罗伯逊猜想，埃莉诺·罗施在她的实验里应该是犯了理论性错误。罗施则认为：罗伯逊对颜色卡片的选择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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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爱斯基摩人的雪是当代的一项传奇。语言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是这个传奇的发现者。他于1911年在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发现了4个表示雪的词，沃夫将这一数字提高到了7个，媒体对这一传奇报以极大热情，直到有一次，克利夫兰的一次天气预报中说爱斯基摩人有上百个表示雪的词。今天，专家们认为，爱斯基摩人表示雪的词应当有l2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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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70 难堪，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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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加兰(Howard Garland)的目光落在开着的洗手间窗户上，他知道，他的方法奏效了。加兰是纽约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研究尴尬处境下的心理学问题：为什么人会觉得尴尬?人们怎样掩饰尴尬，保全脸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必须在实验室中安排一种会使人感觉尴尬的场景。在以往的实验中，他的教授本特·R·布朗让学生叼着橡皮奶头，站在街头，描述当时的感觉。“那场景让我感觉尴尬极了。”加兰回忆道。这是60年代初心理学研究尴尬处境的方法，这一方法包含着强烈的性暗示。因而尽管它非常有效，加兰仍在寻找使被试陷人尴尬的更为柔和的方式。后来他想到，让被试当街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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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法确实奏效了。一名学生在歌唱前向他告假上厕所。加兰答应了，并且告诉了他洗手问的位置。然而这名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加兰去洗手间找他，发现窗户开着，而洗手间是在一层——这名学生分明是借上厕所的机会，偷偷溜走了。这名偷偷溜走的学生不知道，实验的规则允许被试在实验开始前拒绝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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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加兰将实验伪装成测试一种新式电脑设备，它能够对人们的歌声进行评分。他要求被试在电脑前唱一次，对着街头的公众唱一次，以便综合2次评分对电脑程序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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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特意挑选了Love is a Many-Splendored-Thing作为实验歌曲。这是一首50年代的口水歌，音域广阔，歌词俗套无趣。总之，这是一首很容易让歌唱者尴尬的歌曲。被试可以先听磁带练习，然后对着那台所谓的“歌声评分设备”歌唱，唱完后电脑会给出评分：“好”或是“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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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加兰将被试引入一间小屋，屋子的一面墙是单面镜，只能从外面看到里面。他告诉被试，屋子外面坐着很多观众(实际上只有加兰一人)。被试每唱5秒钟，就能得到1美分。当被试停止歌唱时，便是他感觉到尴尬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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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实验结果如加兰料想的一样：那些先前被电脑评为“好”的人，平均唱了132秒钟，而被评为“水平不高”的人，则平均只坚持了82秒(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评分的电脑，所谓的评分都是随机给出的)。当被试确信外面坐着朋友时，要唱得稍微久些；当他们感觉外面都是陌生人时，则会短些。当加兰进行分性别测试时，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确信外面坐着的听众都是女性时，女性被试只唱了16秒；而当她们相信外面坐着一群男性听众时，却唱了64秒，是先前时间的4倍!他推测，原因可能在于，女性认为男人的音乐修养不如女人，所以在面对男人时，她们愿意唱的更久。“就算走调了，男人们也听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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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70 缺乏善心的撒玛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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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约翰·M·达利(John M.Darley)和C·丹尼尔·巴特森(C.Daniel Batson)做了个实验，实验导论直接引用《圣经》原文：“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当巴特森认真读完圣经中这个关于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后，在其中发现了3个关于乐于助人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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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匆忙的人，难以助人。巴特森提到，祭司和利未人都是负有宗教使命的人，“他们匆忙赶路，夹着记满行程要事的黑色小本，不时看看日规，盘算着时间”。撒玛利亚人则不然，他只是个小人物，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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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人在思考道德或宗教问题时，遇到求救，施以援手的几率比思考其他问题时要低。祭司和利未人肯定会经常思考宗教问题，或许在他们遇到那个可怜的人时，也在思考这类问题。撒玛利亚人当时则可能在思考些世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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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那些试图借宗教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比借宗教追求日常生活内在意义的人，更难以向人迅速伸出援手。祭司和利未人属于第一种人，而撒玛利亚人属于第二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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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森想证实这3个假说。他需要寻找一些宗教人士充当被试。“这就意味着，不能像往常一样，在大一的新生中寻找‘小白鼠’了。”巴特森调侃道。他迅速地有了目标——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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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巴特森也选好了——一条从心理学系通往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大楼的沥青小路。尽管这条小路上从来没出现过强盗，但是它偏僻、幽静、昏暗。少数需要从这条路上通过的学生，巴特森也都一一打好了招呼，希望他们在实验期间“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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