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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匆忙的人，难以助人。巴特森提到，祭司和利未人都是负有宗教使命的人，“他们匆忙赶路，夹着记满行程要事的黑色小本，不时看看日规，盘算着时间”。撒玛利亚人则不然，他只是个小人物，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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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人在思考道德或宗教问题时，遇到求救，施以援手的几率比思考其他问题时要低。祭司和利未人肯定会经常思考宗教问题，或许在他们遇到那个可怜的人时，也在思考这类问题。撒玛利亚人当时则可能在思考些世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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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那些试图借宗教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比借宗教追求日常生活内在意义的人，更难以向人迅速伸出援手。祭司和利未人属于第一种人，而撒玛利亚人属于第二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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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森想证实这3个假说。他需要寻找一些宗教人士充当被试。“这就意味着，不能像往常一样，在大一的新生中寻找‘小白鼠’了。”巴特森调侃道。他迅速地有了目标——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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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巴特森也选好了——一条从心理学系通往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大楼的沥青小路。尽管这条小路上从来没出现过强盗，但是它偏僻、幽静、昏暗。少数需要从这条路上通过的学生，巴特森也都一一打好了招呼，希望他们在实验期间“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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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14日上午10点，巴特森开始了他的实验。第一位神学院学生踏上那条沥青小路。他自然不知道，脚底下踩着的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巴特森隐瞒了实验的内容。那位学生在心理学系大楼接到一个宗教任务：他要在那儿准备一个3—5分钟的报告，录在磁带上。巴特森告诉他，心理学系大楼没有适合的场所，他必须要通过那条挑选出来的沥青小路，赶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大楼完成这一任务，那儿有位工作人员准备好了磁带，正在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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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在这条路上“如期”碰见一位需要帮助的“可怜人”：他头发蓬乱，双手深深地藏在上衣口袋里，双服迷离，坐在社会学系大楼门前。扮演“可怜人”的实验人员严格遵照巴特森的指令行事：当神学院学生走近时，他会咳嗽两声，然后开始呻吟。要是那位学生的目光被吸引了过来，他会说：“哦，谢谢(咳嗽)……没事，我撑得住。(停顿)我呼吸道有点毛病(咳嗽)……医生给我开了些药，我刚吃了一片……我在这里坐着休息会儿，过几分钟就没事儿了。”要是那位充当被试的学生要将他领进大楼，他会跟着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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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森要解答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那位“可怜人”能获得帮助。他将一部分被试置于非常匆忙的处境中——“你已经迟到了。”“有人已经等了你好几分钟。”“我们最好快点儿。”“那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着你了。”同时对其他被试声称，他们有的是时间，完全能够按时赶到目的地。被试要求做的报告题目也有所不同，一半人的题目是“神学院毕业生最钟爱的职业”，要求报告不超过3分钟；另一半人的题目则是“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能够影响实验结果的第3种因素是被试的宗教观点。巴特森通过问卷获悉了他们的宗教观点。在三天的时间里，巴特森依次将47名神学院学生派往社会学系大楼。当然，实验并非一帆风顺。在那47名被试中，就有一个超级热心的：他不光帮助了那位“可怜的人”，还请他喝咖啡，跟他高谈阔论耶稣基督。这让巴特森很头痛，因为几乎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名被试通过沥青小路，而配合实验的那位“可怜人”还在喝咖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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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决定被试是否提供帮助的唯一因素是时间。那些被告之有充足时间的被试，向路边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几率是其他人的6倍。尽管教义主义者中出现“超级热心肠”的几率更大，宗教观点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最让人惊奇的不在于此。被试是否提供帮助，居然与他们所做的报告题目丝毫没有关系。事实上，好多被试，一面思考着“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鄙夷着故事中祭司和利未人不人道的做法，一面熟视无睹地绕过路边“可怜人”继续前进。当实验结束后，巴特森将这背后的故事告知了所有参与实验的神学院学生，不少人当场面红耳赤，并进行了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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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森还想在同一地点进行更大规模的实验，然而在他为此进行准备时，传来了坏消息。因路面坑洼，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对这条沥青小路进行了修整与美化。在原来的位置，铺着一条笔直的林荫大道。两旁摆着长椅，栽着树苗。“大家都说这条路变漂亮了。但是我仍然会为原来那条小路的消失感到惋惜。”巴特森后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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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70 拍卖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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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艾伦·I·泰格(Allan I.Teger)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国际关系心理学，他们的直观材料比比皆是。美军正在越南作战，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泰格研究项目中的重要话题：寻求决断、报复、群体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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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一再提出的一条论据引起了泰格的特别关注，因为他觉得这正是争论升级的重要原因：即使战争的收益永远无法平衡战争的代价，美国也要继续打下去，否则“我们战死的士兵就白白牺牲了”。换一种表达就是：已经投入太多，现在无法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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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考虑如何生动地向学生阐释这一机制。其实数学中的游戏就可以模拟这种冲突，比如“囚徒困境”(见“1950 心地善良，但别做傻瓜”)的例子，但是参与游戏的学生们一般都比较平静，既不愤怒也不沮丧。泰格寻求更加贴近生活的例子并且想到一种具有特殊规则的拍卖形式。不久之后他在书中看到经济学家马丁·舒比克(Martin Shubik)已经设想过类似的游戏，于是他选定了舒比克提出的拍卖品：1美元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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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1美元纸币同正常的拍卖一样，纸币最终属于出价最高的人。但是还有一条残酷的附加规则，多数参与者看透它的作用时已经追悔莫及：最终出价第二高的人也必须付款，并且不能得到什么东西。其余所有出价更低的买主则不必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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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拍卖第一张纸币是在他的大课上。开始时大家都出价参与。用比1美元低的价钱买走1美元，谁都不愿看着这个机会从眼前溜走。当叫价大概达到70美分时，许多人发现了附加规则是多么阴险，于是退出争夺。只剩下2名出价最高的学生困在这个难以想象的窘境当中。第一个人出了80分，第二个人又叫了90分。如果第一个人就此罢手，就必须支付80美分并一无所获。他只能出1美元来阻止这种情况。这样一来他虽然没捞到好处——花了1美元买了1美元，但也没损失什么。现在轮到第二个人进退两难了：如果退出他将损失90美分。倒不如叫价1.1美元。此价一出，教室当中议论纷纷。怎么能够为买1美元而花掉1.1美元呢?可是赔了10美分呐!但他要是不出价，亏损就是90美分了。于是双方拉锯，局面越发难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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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大概作了40次实验，每一次拍卖的1美元都被叫到高于1美元的价钱，有时达到20美元。他从没有收取这些钱。人们能在游戏当中确实相信需要付钱，这对实验而言已经足够。当泰格在拍卖之后向参与者们询问体会时，许多人都为自己的冲动行为寻找借口。经济系学生尤其因为赔钱感到尴尬。有一个人用“当时喝醉了”的说法解释他的行为。其实他们的行为是完全正常的：游戏的规则注定将人们引向毁灭。越战也是如此。“他们并非一群热衷杀戮的蠢货，而是一些力图走出困境的人。”但是他们也由此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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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通过对出价人的采访还得出“动机严重偏移”的结论。起初吸引人们的是迅速的收益。当出价越发接近1美元时，每个人都遇到了同样的窘境：要么停止争夺并且失去报出的价钱，要么提出更高价格。但在多数情况下，继续参与的动机不再与钱相关，而更多在于求胜的心理，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同时也有惩治对方的心理，因为大部分出价人都会觉得是对方让自己陷入绝境的。当问起一些人觉得对方有什么动机时，他们会说：“他可能疯了吧?”谁都没有认识到对方的境地其实与自已一样，想法肯定也和自己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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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元拍卖”是对冲突升级的形象譬喻。泰格为他的研究写成的书影响甚广，出现在北爱尔兰争端研讨班上，也应用到公司之间的争论中。当他本人面对“是否投入太多而无法停止”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否”。1981年他结束学术研究，成为一名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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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70 福克斯博士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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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伦·L·福克斯在集会专家面前所作报告的题目《培训医生过程中所应用的数学博弈理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进修项目负责人为参加一年一度的会议再次来到北加利福尼亚的塔奥湖。会上福克斯以“将数学科学应用于人类行为的权威”的身份出席，作了首场报告。他登台之优美熟练让听众们深为惊叹，甚至都无暇注意到这个男人其实不止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迈伦·L·福克斯，还是《蝙蝠侠》里的无线电超人里奥·戈尔、《绝顶猎鹰》里的律师阿莫斯菲德尔斯以及《哥伦布》里的兽医本森博士——他悉心照顾检察官的狗。福克斯真名叫迈克尔·福克斯，是一名演员(与《回到未来》的迈克尔·J·福克斯没什么关系)，对博弈论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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