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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在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实验掀起了用感染来解释其他疾病的新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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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借助细菌和病毒的手段，研究者对医治精神分裂症和心肌梗、风湿和糖尿病有了新的希望。迄今这些猜测只有少数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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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86 卧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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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反应迟钝的人来说，这听上去是份理想的工作：1986年1月选出的参与实验的11个人，必须躺在床上持续一年之久。在度过的370个日日夜夜中，他们一次都不可以站起或是坐起。清洗、进食、阅读、远眺、写信、一切行为都要躺着完成。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的鲍里斯·莫鲁科夫(Boris Morukov)希望了解人在经过长时间失重旅行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莫鲁科夫是医生兼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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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宇航员们需要在太空停留越来越长的时间，卧床休息研究随之诞生了。此后不久，人们开始探讨失重对身体的影响。因为在地球上无法实现身体更长时间置于失重状态(见“1951 眩晕轰炸机的俯冲”)，实验有必要模拟这一影响。最简单的模拟方法就是让被试躺在和头顶成6度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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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姿势与身体在失重状态下有着同样的作用：心脏不再克服重力工作，转为低功率状态；肌肉和骨骼几乎不负担重量，部分的萎缩，红细胞的数目减少，因为身体工作量少，所需的氧气也随之减少。第一次卧床研究持续了几天，而后的则是几周或者两三个月。这次在莫斯科的为期370天的研究为了得到多样的数据，将涵盖之前所做的所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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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1人对参加这一实验是怎么想的，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是像莫鲁科夫认为的那样，出于为科学做些什么的渴望?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贡献被国家记入史册?还是为了得到承诺的汽车?“那时还是苏联时期，”莫鲁科夫说，“得到一辆小轿车是不容易的。”不论怎样，被试看来对实验都是认真的。只有一名被试在3个月后中断了实验——他已经有一辆小轿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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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实验的目的是测试机体抗衰退的新方法。在实验中被试平躺着进行力量训练或者在立在床前的垂直跑道上散步。他们中的5个人4个月后才开始这一训练。他们需要模拟在宇宙飞船中由于疾病或能量缺乏而延长训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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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个月、8个月直至实验结束，这些人依然躺在床上被送入离心器中，承担8倍的重力加速度。这一数值反映了宇航员在太空飞行结束重返地球进入大气层时所遇到的状况。在这一年过去后，接下来的是为期2个月的恢复：这些床上宇航员必须再次学习站立和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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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身体的负重更剧烈的是心理的负重。这些人被分组安置在3个房间中，通过看电视和阅读消磨时间。起初他们打算学习一门外语，然而2周后就放弃了。他们以空间飞行员的方式借助铝管进食，情绪不高。不管怎么说，他们慢慢形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业余爱好：绑在床上，把他们使用过的铝做成轮船或者奖章送给护士，他们还这样给莫鲁科夫做了个骑士奖。生日时他们互相赠送札物，节日时他们尝试着平躺着进行派对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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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事事和持续的药物研究也导致了情绪紧张。在一个5人间里被试相互反目，以致其中一个不得不搬走。“此外还发生了些别的事。”莫鲁科夫回忆说，因为被试不够理解负责药物的人员，他就把这些医药人员给换了，因为“我要更照顾被试的意思，因为我更需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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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的年龄介于27岁和42岁之间，其中4个本身就是医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有妻子和孩子，而他们每周仅在周日有一次见面机会。有些关系没能维持下去。其中一个爱上了一位参与实验的女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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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实验史 1992 他们在核磁共振仪里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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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萨贝斯(Ida Sabelis)做爱的地方，绝对是个特别的地方。1992年10月24日，这位40岁的荷兰女子和她的伴侣朱普赤裸着躺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核磁共振实验室里的实验台上。一位放射学家把实验台推进核磁共振仪不足50厘米直径的箱体内，随即离开房间。一张临时设置的幕布将实验室和控制室之间的窗子遮住，2位医学家威利布罗德·魏马尔·舒尔茨(Willibrord Weijmar Schultz)和佩克·凡·安德尔(Pek Van Andel)在控制室里等待一幅历史性的画面。核磁共振仪已经被他们设置为：一位病人，1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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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5世纪末，莱奥纳多·达·芬奇就创作过一对男女在性交过程中的解剖图。解剖图表现了人体内部的样子，阴茎，阴道、子宫以及其他器官清晰可见。达·芬奇肯定是从尸体解剖中得到这幅画的灵感。但是因为死人并不会做爱，他只能通过臆想来表现性交过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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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幅有关这一主题的严肃绘画出版于1933年。性学研究者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Latou Dickinson)把他从实验中得到的场景表现在绘画中，在这些实验里，他将与勃起的阴茎一样大小的玻璃器皿放进性兴奋的女性体内。后来的性学研究者如阿尔弗雷德·C·金赛(Alfred C Kinsey)、威廉·马斯特(William Masters)、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纷纷使用人造阴茎和窥镜进行实验。但是最终，从这些实验中获得的知识都很少说明在性交过程中人体内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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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医生佩克·凡·安德尔(Pek van Andel)看到了一幅核磁共振成像，那是一位歌手在发出声音的时候拍下的喉头图像。这幅成像让他想起了达·芬奇的解剖素描，他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在男女性交过程中拍下这样的一幅图像。但是医院并不拿他的请求当回事。但是佩克发现，医院的核磁共振仪从不关闭，周末的时候又并没有频繁使用。在朋友的支持下，通过与医院领导的交涉，他终于得到使用仪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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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特殊情况要求参加实验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他们必须苗条而敏捷，并且不可以对幽闭空间有恐惧感。凡·安德尔想起了他的朋友，伊达和朱普。他们符合实验者的条件，并且作为街头艺人，按这位研究者的说法，他们习惯“在压力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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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核磁共振仪的箱体之后，他们将通过对讲机从控制室获得指令。“勃起清晰可见，包括根部在内，”扩音器里接着又传来指令，“现在你们平静地躺下，在扫描过程中保持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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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仪可以提供人体的剖面图。与X光透视不同，这种方法不会对人体产生损害，但它也有个很大的缺点：扫描过程中人不可以活动，而且这个扫描时间很长。朱普和伊达参加实验的这台仪器需要52秒，后来的实验所使用的仪器稍好一点，但也需要l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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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曾3次被拒绝公开发表。有几家专业期刊怀疑，这是不是什么人用一篇捏造的文章来开玩笑的。《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则要求更多的数据，因为仅仅根据一对男女进行的实验，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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