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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思想的强大与政治哲学的早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治乱与学术兴衰不相同步的悖论，兹以数学为例略加说明。研究者发现，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建立，与儒家逐渐占据思想统治地位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其代表作《九章算术》就体现了统治者透过儒生官吏来管理国家机器的需要。因而在河清海晏的时代，数学是在“九数一九章”的框架内，以一种适应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形式平缓地进步的。《五曹算经》分列“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五章，分别对应不同职属地方官吏的日常计算所需；《五经算术》则是汉代官方设置五经博士在数学中的反映，亦为其他知识服务于正统学术儒学的最好注脚。隋唐至北宋设明算科，开算学馆，官刻算书并称之为算经，都显露出数学官僚化的倾向。际逢盛世的数学家往往具有显赫的官方身份：张苍汉代封侯封相，甄鸾为北周开国伯，李淳风为唐朝议大夫，顾应祥为明刑部尚书。相反，在礼崩乐坏、纲纪散乱的时代，那些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格局相适配的元素在数学中悄然退去，知识分子通过读经博取功名的道路也被阻塞，一些人反而表现出与儒家济世理想不同的对纯学术的追求来，刘徽、赵爽对古算理论的整理，《测圆海镜》中的那种几何模型与演绎化风格，天元术发轫于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以及宋元时代突然出现的对纵横图的兴趣，这些似乎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无关。反过来说，由于较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动乱时代的某些学术往往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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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分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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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才出现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颇多相似之处，即指那些具有勇气和能力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的人。这里不想就此论题作更多的展开，而是用简短的篇幅讨论一下中国古代普通读书人的社会地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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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古代读书人的地位，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元人的“八娼九儒十丐”说，好像旧时儒生的地位比娼妓还不如而仅居乞丐之上，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且不说马背上取天下的元代可否代表整个中华历史，要紧的是首肇此说的谢枋得在前面明明白白地说“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叠山集》），本是民间艺人的戏谑之语，竟被后人当作大元典制。果然如此，耶律楚材、郭守敬、王恂等儒生也不会得到元蒙统治者的青睐。实际情况是，相比于中世纪的欧洲，一般来说中国读书人的地位并不低。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官僚系统进行管理的，而不像封建时代的欧洲一样，是由拥有城堡、采邑、武装，本身也是武士的大大小小的贵族们来治理的。无论是正史还是文学作品中，中国有太多关于贫寒书生通过苦读成就功名的故事，民间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相应地，中国古代也不乏市井无赖通过军旅生涯成为英雄的记载。就军事而论，那些最为令人仰慕的人物是谢安、诸葛亮、岳飞一类的“军师”、“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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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轻武，与重农轻商一样，是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们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优点也构成后来发展的障碍。李约瑟认为，武力总是造成破坏，文明教化比军事征服更为有效。以上所说的武士与文官的关系，同样适于商人。在古代中国，财富往往遭到儒者的鄙视，因为它可以给人带来舒适的生活却不提供智慧，孟子的一句“为富不仁”直率地承认了财富与儒家核心价值的冲突。在中国靠富裕赢得声望的机会微乎其微，相反石崇斗富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故事总是在警示后人。中国社会中传统的阶层排序为“士—农—工—商”，士大夫以耕读自诩而耻于言利。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文官官僚体制的管理下，这两种趋向起初是有利于自然知识的增长的，但在后来却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只要对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兴起前的那些事件作一些思考——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与殖民、商业秩序与市民社会等，我们就会对“重文轻武”和“重农轻商”在后来的阻碍作用有所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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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系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与其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科举选士制度大有关系。自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至清光绪乙巳（1905年），这一制度整整延续了1300年。虽然存在种种弊端，但在整个中古时代乃至相当晚近，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打破门第界限，可以为出身低微的读书人提供仕进机遇的国家制度。隋朝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正是依靠这一制度来挑选国家机器的骨干力量，儒家经典也是通过这一制度巩固其思想统治地位的；另一方面，科举考试所规范的内容又进一步促进了“重文轻武”和“重农轻商”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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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应该谈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向往的一种人生态度，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儒道互补的人生观：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不惮追逐功名，道家看破尘世标榜洁身自好，两者竟能在许多读书人的生活实践中得到统一，这实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是范蠡、张良那种功成身退的人物，而对韩信、蓝玉一类不知急流勇退的角色颇为鄙夷，这与西方骑士、探险家、商人和科学家们的气质迥异。孔子的“述而不作”对读书人也颇有影响，一些人将自己的心血之作托名上古圣贤或前代名家。中国学术史上很少有涉及优先权的争论，“伪书”往往是托名之作而非抄袭或竞争的产物。成名成家的欲望被抑制，也就失去了在学术领域标新立异的动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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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古代科学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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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关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一般性论述中，我们已经触及一些窒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社会因素。简单地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集权—官僚”属性，以及与之适配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决定了科学、技术以一种稳健的方式向前发展，并能够通过逐渐积累达到远远超出封建欧洲之水平的地步；但是到了需要更多的金钱、原料、市场、劳力和雄心来发展生产力的历史关头，这种社会属性的劣势就显露出来了。除此之外，某些来自中国古代科学自身的局限性，也构成了影响其向近代科学转型的内部原因，概括来讲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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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过于强调实用。理论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抽象思维，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经世致用，所以在价值判断上表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因而不利于科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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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形式逻辑与演绎化数学的缺位。名、墨两家式微之后，先秦思想中的逻辑传统就断裂了。中国古代数学大体上是对“九数—九章”算法传统的发展完善，学者很少关注抽象的美与大自然的和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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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实验传统未成气候。在中国古代的“道器之辨”中，“器”的位置向来是从属的。中国读书人信而好古，喜欢引经据典诉诸权威，而较少从事实验活动，尤其是那种为特定目标而专门设计的判决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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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某种文化中的局限性，如同归纳其优良特质一样，反例总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从整体上去探讨影响科学发展的某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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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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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乐民．超前而寂寞的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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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氏春秋·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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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者以治生为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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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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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天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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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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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科学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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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长期领导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1994年由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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