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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刻生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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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品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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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令的品级只在三、五品之间，但因为他是天意的解释者与传达者，天人之际的大奥秘他能够洞晓，他俨如帝师，故在某些政治上的重要关头，五品的太史令之言，可能比一品大员的话更有分量。有时，一些著名天学家深得帝王宠信，他们另任高官，并不担任天学机构中的官职；但是他们在天学事务中的发言权，远远超过太史令之类的天学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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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家何以能在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因为他们懂得占星之学，而帝王又相信此学，但实际上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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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代“私习天文”之厉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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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天学，既然在历朝官史中、在综合的知识系统中、在政务中、在朝廷职官机构及政治运作中，都有如此重要的特殊地位，那它成为一门广泛受到提倡、鼓励的学问，似乎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了——然而却恰恰相反：对广大公众而言，天学是一门被严厉禁锢的学问！对于民间私藏、私习天学书籍，历朝颁布过许多严厉的禁令。关于这些禁令，下面姑列其较重要者若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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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晋书》卷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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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唐律疏议》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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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太平兴国二年）十二月丁巳朔，诏以六十有八人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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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春）诏：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私习尚多，其申严之。自今民间应有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令首纳，所在焚毁。匿而不言者论以死，募告者赏钱十万。星算伎术人并送阙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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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元史》卷十三世祖纪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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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诏：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卷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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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遗历者诛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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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以上各条，其禁令之严酷程度，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看，完全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对此奇怪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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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分析上列七条记载，还可发现一个隐伏的规律。先看各条年代，依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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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距西晋开国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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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距唐开国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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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距北宋开国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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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距北宋开国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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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距元灭宋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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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距明开国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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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明朝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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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七条禁令都是在新王朝开国之后不久颁发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历朝都在其开国之初特别重视对于私藏、私习天学的禁令？仅就明代的情况而言，“国初学天文有厉禁”绝非虚语，兹举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云：“（刘基）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函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刘基是佐命元勋，开国时又是太史令（历志一作“太史院史”），他切诫子孙不要习《天文书》，足见“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之可怕了。至孝宗时“弛其禁”而征山林隐逸之能通历学者，却“卒无应者”，也说明当初禁令之严酷。“无应者”未必是无通晓者，而是“无敢应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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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学之社会功能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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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感应”与“天命”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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