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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代“私习天文”之厉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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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天学,既然在历朝官史中、在综合的知识系统中、在政务中、在朝廷职官机构及政治运作中,都有如此重要的特殊地位,那它成为一门广泛受到提倡、鼓励的学问,似乎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了——然而却恰恰相反:对广大公众而言,天学是一门被严厉禁锢的学问!对于民间私藏、私习天学书籍,历朝颁布过许多严厉的禁令。关于这些禁令,下面姑列其较重要者若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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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晋书》卷三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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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唐律疏议》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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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道所送知天文相术等人凡三百五十有一,(太平兴国二年)十二月丁巳朔,诏以六十有八人隶司天台,余悉黥面流海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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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春)诏:图纬推步之书,旧章所禁,私习尚多,其申严之。自今民间应有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令首纳,所在焚毁。匿而不言者论以死,募告者赏钱十万。星算伎术人并送阙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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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元史》卷十三世祖纪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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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诏:钦天监)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卷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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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遗历者诛死。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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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以上各条,其禁令之严酷程度,以现代人的常识来看,完全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对此奇怪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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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分析上列七条记载,还可发现一个隐伏的规律。先看各条年代,依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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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距西晋开国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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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距唐开国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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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距北宋开国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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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距北宋开国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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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距元灭宋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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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距明开国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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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明朝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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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七条禁令都是在新王朝开国之后不久颁发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历朝都在其开国之初特别重视对于私藏、私习天学的禁令?仅就明代的情况而言,“国初学天文有厉禁”绝非虚语,兹举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云:“(刘基)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函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刘基是佐命元勋,开国时又是太史令(历志一作“太史院史”),他切诫子孙不要习《天文书》,足见“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之可怕了。至孝宗时“弛其禁”而征山林隐逸之能通历学者,却“卒无应者”,也说明当初禁令之严酷。“无应者”未必是无通晓者,而是“无敢应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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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学之社会功能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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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感应”与“天命”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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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含蕴极广的概念。就广义而言,“天”被用来指整个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或者说天,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并非像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是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或许就是一些现代中外学者所盛称的古代中国人的“有机自然观”。所有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大道理,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人如何与天共处,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如何循天之道、邀天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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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这与有机自然观正相吻合。既有天命与天意,则天之人格化自不待言。但天命天意都是统治阶级中人讲求之事,而人格化的天则深入古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心中,连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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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观念,为儒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命有三点性质:天命可知,例如周的天命由成王定鼎时占卜而知;天命会改变,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天命归于“有德”者:夏、商、周三代递膺天命,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与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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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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