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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距元灭宋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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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距明开国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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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明朝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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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七条禁令都是在新王朝开国之后不久颁发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何历朝都在其开国之初特别重视对于私藏、私习天学的禁令？仅就明代的情况而言，“国初学天文有厉禁”绝非虚语，兹举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云：“（刘基）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函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刘基是佐命元勋，开国时又是太史令（历志一作“太史院史”），他切诫子孙不要习《天文书》，足见“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之可怕了。至孝宗时“弛其禁”而征山林隐逸之能通历学者，却“卒无应者”，也说明当初禁令之严酷。“无应者”未必是无通晓者，而是“无敢应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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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学之社会功能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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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感应”与“天命”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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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个含蕴极广的概念。就广义而言，“天”被用来指整个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或者说天，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并非像近代科学的“客观性假定”中那样是无意志、无情感、可认识、可改造的客体，而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无法彻底认识、只能顺应其“道”与之和睦共处的庞大神秘活物。这或许就是一些现代中外学者所盛称的古代中国人的“有机自然观”。所有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大道理，最终都可归结为一点：人如何与天共处，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如何循天之道、邀天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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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这与有机自然观正相吻合。既有天命与天意，则天之人格化自不待言。但天命天意都是统治阶级中人讲求之事，而人格化的天则深入古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心中，连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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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的观念，为儒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命有三点性质：天命可知，例如周的天命由成王定鼎时占卜而知；天命会改变，即所谓“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天命归于“有德”者：夏、商、周三代递膺天命，转移之机，即在于有德与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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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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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灵台是观星察气、占卜吉凶之所，也即专职通天巫觋仰测天意、交通天人的神圣坛场，有着重大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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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一王道通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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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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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此为造字之说，似有穿凿附会之嫌（也未必全无道理），但董仲舒所依据的观念，实为上古政治思想之要义所在。“通其道”即交通天地人神，能够交通天地人神的人方能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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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台、明堂以及这类建筑所象征的整套天学事务，就是最为重要的通天手段。通天者之所以能够由此获取统治资格，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所通之天是知识的源泉。那么他们依靠怎样的机制来成为先知先觉者呢？上天的知识又怎样体现呢？答案既简单又明显：靠天学。各种占星著作中的大量占辞，就是上天所传示的知识，其中有着关于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几乎一切古代军国大事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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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数术归根结底也有着同样的性质和功能。掌握着占星历法等奥秘的巫觋——重、黎、羲和、巫咸，以及作为他们后任的古代天学家——就是先知先觉者，他们服务于某帝王，就使该帝王获得了统治的资格和权利。帝尧的政绩为何仅有任命天学官员一项，帝舜摄政之初为何别的事全不管，先去“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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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学与王权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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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在早期为王权成立之必要条件，晚期逐渐演变为王权之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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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通天手段是获取统治权的必要条件，而天学是各种通天手段中最直接、最重要者，所以企图夺取统治权的人必须先设法掌握通天手段以便享有天命，之后方能确立其王权。那么，靠什么方式向世人昭示某人已获得天命，并且得到世人的确认呢？这就要靠占星学家发现和指出天——包括整个自然界——呈现的一些征兆并加以解释。这些征兆及其对应的解释正是古代占星学著作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征兆中，狭义的天象（即古人所说的“天文”）自然占据最突出的位置。历史上最受称颂的天命转移、改朝换代之事是武王伐纣，周人又是历史上最早系统地大讲天命的集团，因此古籍中记载的关于武王伐纣时的天象也最多。这些天象未必都是后人附会编造的，其中可能有不少是周朝太史们郑重其事地记载下来而流传于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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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往往于开国之初严申私习天学之厉禁，这一现象，单看一两条记载无法发现，必将多条记载合而观之，乃能发现其中呈现之规律。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天学既为通天手段，这一手段的垄断又与王权密不可分——在上古，可说是王权的来源；至后世，乃演变为王权的象征。则每至改朝换代之际，新崛起者自必“窥窃神器”，另搞自己的通天事务以打破旧朝对此的垄断，从而牟取新的政治权威，周文王之建灵台，即其先例。当此四方逐鹿之时，必有私习天学者应时而起，挟其术各投效有意问鼎之新主。这些人对旧朝而言固然是罪犯，在新朝则成为“佐命功臣”。所以历史上诸开国雄主身边，常有此类人物为之服务，较著名者，如吴范之于孙权，张宾之于杨坚，李淳风之于李世民，刘基之于朱元璋，等等。然而青史留名，主要限于成功者，但当时群雄逐鹿，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失败者——其数量远较成功者为多——身边，同样会有此类人物。于是，旧朝所力图垄断的通天之学，遂经历一段扩散过程。至新朝打下江山之后，天下一统，自然又转而步旧朝后尘，尽力保持本朝专制垄断之特权。各朝开国之初常要严申私习天学之禁，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因此可以说，在古代，天学对于谋求统治权者而言为急务，对于已获统治权者而言为禁脔。历代严禁私习天学的种种措施，说到底，都不外传说中上古帝王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事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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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在谋求王权者为急务，在已获王权者为禁脔，这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历史上一直如此，只不过在早期可能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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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学所发挥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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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就有天子向诸侯“颁告朔”之礼，实际上就是诸侯使用天子的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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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奉谁家正朔”就成为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国向周边国家“颁赐”历法，成为中国对这些国家拥有宗主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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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又有“圣人以神道设教”的传统，某些特殊的天象比如日食（它被解释为上天对人间的政治有所不满），会被利用来进行具有道德色彩的政治活动，比如“日食求言”，即因为发生了日食，皇帝就向臣民征求对自己的批评意见，以求“回转天心”，希望上天原谅自己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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