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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仅举五星聚舍及荧惑守心两种天象记录为例，推而论之，别种天象的记录中自然也无法排除虚构或牵合的可能。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有许多天象是无法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验证的，比如彗星、流星、陨星、太阳黑子等都属此类，因此今天人们就无法像对五星聚舍和荧惑守心那样验知其伪。特别严重的是：可以回推验证的天象如五星聚舍和荧惑守心者古人尚且敢如此虚构（回推此两种天象之法，古人在战国时代即已掌握，只是不及现代方法精确而已，但回推验证此两种天象不需很高精度），则无法回推验证的天象记载，其中虚构的可能性或许还要大得多。故学者们欲将古代天象记录应用于现代天文学理论研究，实应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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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代天学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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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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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支纪日。历史学界假定，中国古代的干支纪日，至少从殷商时代持续至今，始终没有错乱。这个假定是中国历史年代学的基础。迄今为止从未发现任何能够推翻这一假定的确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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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宿体系之产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00年，这是此后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天球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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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的产生及进步。至迟在公元前600年，已经开始用圭表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如图1.5所示），以此来确定冬至和夏至时刻。从公元前589年开始，19年7闰的规律已被掌握。先秦时代有所谓“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现代的研究表明，“古六历”都是在战国时期制定的，并没有如其名称所标举的那样古老。这六种历法其实都是“四分历”——即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日，只是测定时间和精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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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象的记录与推算。专业的天学家已经开始制度化的天象观测，例如，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242年间，《春秋》共记载日食37次，其中至少31次已被证明是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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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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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占》与行星运动。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表明那时对行星运动规律已经有相当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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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这是中国古代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实际上是地球在黄道上的周年运动）而决定的。二十四节气首次完整出现于《淮南子·天文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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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历》与置闰规则。汉武帝时造《太初历》，首次确定了“无中气之月置闰”的法则，此后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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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东汉张衡是著名天学家兼文学家，两度担任皇家天学机构的负责人太史令，曾撰写天学著作《灵宪》，并研制了“漏水转浑天仪”以演示天象，研制了“候风地动仪”以报告地震（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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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天学说。浑天学说成为此后中国古代的主流宇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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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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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官体系定型。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天学家之一，历仕东吴、西晋、东晋三朝的陈卓，将战国以来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家的星占体系汇总，形成统一的恒星系统，凡283个星官，总计1464颗恒星。这一体系此后在中国被沿用了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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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历法改革与太阳及月球运动之更精确掌握。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多种历法，有的相互竞争，有的后来居上。东晋的虞喜发现了岁差。张子信则发现了太阳周年视运动和行星运动的不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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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行星理论中，很长时期都把行星运动视为匀速。公元600年之前，中国一直采用如下方法来给出任意时刻的行星位置：制作一个会合周期内的行星动态表，这种表可能是由多年观测而得，也可能只是参考某些观测资料构造而成。将此会合周期分为顺、留、逆、伏等若干时间段，每段有各自的平均速度。欲知某时刻的行星位置，则标出该时刻在会合周期中的位置，然后由行星动态表即可知行星此时运行于哪一段，已运行了若干度，从而给出该时刻的行星位置。由于行星在各段中都被假定为匀速运动，故此种预推行星位置的方法不可能很精确。至公元六世纪中叶，张子信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不均匀性，此后行星动态表中才开始出现非匀速运动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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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文学经由印度及中亚之输入。六朝隋唐时期可以视为西方天文学向中土传播的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中西方天文学知识主要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的东来而传入中土。一些最重要的有关文献，比如《七曜攘灾诀》之类，就是直接以佛经的形式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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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隋唐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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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食之更精确推算及预报。此时中国天学吸收了一些来自巴比伦、印度的天文学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对日、月和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推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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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占经》。《开元占经》今本一百二十卷，由供职于唐代皇家天学机构的印度天学家瞿昙悉达编撰，作于公元718～728年之间。此书集唐以前各家星占学说之大成，成为中国古代星占学最重要、最完备之资料库。书中还保存了中国古老的恒星观测资料：保存了现在所知中国最古老的三个星占学派——石氏、甘氏和巫咸氏——的星占学文献，并记载了中国公元8世纪之前所有已知历法的基本数据。书中还载入了古代印度历法《九执历》的中译文。《开元占经》同时又是保存古代纬书内容的大渊薮，全书引用古代纬书80余种，被引之书今多失传，故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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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一行。盛唐时期天学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佛教密宗的高僧（如图1.7所示）。他在开元年间主持了大规模的南北天文测量，并编纂了《大衍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法之一，他又与梁令瓒研制了水运浑天（演示天象的仪器）和黄道游仪（观测天象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