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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占经》。《开元占经》今本一百二十卷，由供职于唐代皇家天学机构的印度天学家瞿昙悉达编撰，作于公元718～728年之间。此书集唐以前各家星占学说之大成，成为中国古代星占学最重要、最完备之资料库。书中还保存了中国古老的恒星观测资料：保存了现在所知中国最古老的三个星占学派——石氏、甘氏和巫咸氏——的星占学文献，并记载了中国公元8世纪之前所有已知历法的基本数据。书中还载入了古代印度历法《九执历》的中译文。《开元占经》同时又是保存古代纬书内容的大渊薮，全书引用古代纬书80余种，被引之书今多失传，故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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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一行。盛唐时期天学的代表人物，同时又是佛教密宗的高僧（如图1.7所示）。他在开元年间主持了大规模的南北天文测量，并编纂了《大衍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法之一，他又与梁令瓒研制了水运浑天（演示天象的仪器）和黄道游仪（观测天象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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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小历”的出现。由于历书（上面有逐日的“宜忌”等历注，即后世所谓的“黄历”）是民众日常生活中需用之物，于是书商乃私印历书，谓之“小历”，这显然带有与官方争利的商业动机。这些历书并非朝廷颁下官历之翻印，而是抢在朝廷颁历之前，先自行编算雕印发售，占领市场。这当然也与朝廷垄断天学之旨不合，故屡有大臣奏请禁止。但此事长期不绝，到明清时代甚至演变成为公开的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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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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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仪器之建造。北宋被视为中国传统天学的一个高峰时期，北宋屡次建造大型天文仪器，计有大型浑仪6座，每座重量都达10吨左右；北宋还先后7次进行大规模的恒星实测，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天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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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仪象台及现代的复原努力。北宋于公元1092年）建成著名的“水运仪象台”，并有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传世，其中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各种部件，有尺寸，有图形，这使许多现代研究者为这件我们基本上可以相信确实是存在过的仪器呕心沥血、试图将其复制。现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就有一台1958年的复制品，此后国内和国外的复制品次第出现。按照文献的记载，水运仪象台是一个高达12米左右的庞然大物（如图1.8所示），但1958年的复制品缩小为只是原记载尺度的1/5。按照机械方面的一般情形，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机械装置，放大尺度之后，就未必能正常运行了，但是缩小尺度则通常不会有问题。然而，尽管学者们对宋代水运仪象台真的能够运行这一点深信不疑，但就是这个缩小的水运仪象台复制品，也不能实际运行，以至于被称为“仅供外观观赏的模型”。此后的复制尝试，也未见有报道能长期正常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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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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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他是中国传统天学最后的高峰。他编制了中国传统历法中最后的优秀历法《授时历》，主持研制了简仪、仰仪、高表、景符、正方案、玲珑仪等多种仪器，并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天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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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天文学与中国传统天学之并用。元代有上都的回回司天台，与伊儿汗王朝的马拉盖天文台有亲缘关系，又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扎马鲁丁领导，且专以进行伊斯兰天文学工作为任务，它在伊斯兰天文学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秘书监志》卷七记载：“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闰六月十八日，太保传，奉圣旨：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都交秘书监管者。”两个所持天文学体系完全不同的天文台，由同一个上级行政机关——秘书监来领导，这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亦是极为罕见（如果不是仅见的话）的有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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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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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习天文”厉禁之松弛。明朝万历年间，王公百官谈论历法渐成时髦，且公然著书立说。郑世子朱载堉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两书，河南佥事邢云路作《古今律历考》、《戊申立春考证》两书。身为礼部尚书的范谦则屡次为这类私习历法的犯禁行为张目，他建议朱载堉之书“应发钦天监参订测试。世子留心历学，博通今古，宜赐敕奖谕”，得到皇帝批准（《明史》卷三一历志一）。又上奏称：“历为国家大事，士夫所当讲求，非历士之所得私。律例所禁，乃妄言妖祥者耳。……乞以云路提督钦天监事，督率官属，精心测候，以成巨典。”竟主张让私习历法者来领导钦天监。这次建议皇帝未置可否，没有实现（《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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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邢之书问世之前，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兵部职方郎范守己私自造了一架浑仪，这是公然干犯不准私习“天文”的禁令，比私习历法更为严重，范作《天官举正》一书，在序中为自己犯禁之举作辩护云，私习天学的禁令仅适用于下层群众，士大夫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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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一直到明代前半叶，对私学天学基本上都是严禁的。至于这种禁令的实际效果如何，则属另一问题。但从明代中期开始，这方面的禁令逐渐放松。到了清朝几乎已经不再有这方面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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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历争议与《崇祯历书》。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改历之议持续多年。1629年，钦天监官员用传统方法推算日食又一次失误，而徐光启用西方天文学方法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先后召请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公元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崇祯历书》（如图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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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历书》卷帙庞大。其中“法原”即理论部分，占到全书篇幅的1/3，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着重阐述了托勒密（Ptolemy）、哥白尼（Copernicus）、第谷（Tycho）三人的工作；大体未超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之前的水平，但也有少数更先进的内容。具体的计算和大量天文表则都以第谷体系为基础。《崇祯历书》中介绍和采用的天文学说及工作，究竟采自当时的何人何书，大部分已由本人明确考证出来（详见第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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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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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耶稣会士领导下的钦天监。1644年3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李自成旋为吴三桂与满清联军所败。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大明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此时北京城中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决定与清政权全面合作。修成十年后仍不得颁行、堪称命途多舛的《崇祯历书》，此时却成了汤若望献给迫切需要一部新历法来表征天命转移、“乾坤再造”的清政权的一份进见厚礼。汤若望将《崇祯历书》作了删改、补充和修订，献给清政府，得到采纳。并由顺治亲笔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当即颁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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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因献历之功，再加上他的多方努力，遂被任命为钦天监负责人，开创了清朝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200年之久的传统。汤若望因势利导，终于实现了利用天文学知识打入北京宫廷的设想。汤若望本人极善于在宫廷和贵族之间周旋，明末时他任耶稣会北京教区区长，就在明宫中广泛发展信徒，信教者有皇族140人、贵妇50人、太监50余人。入清之后，汤若望大受顺治帝宠信。顺治常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这是因汤若望曾治愈了孝庄皇太后之病，太后认他为义父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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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京城里的钦天监一直是来华耶稣会士最重要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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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洲天文学为工具的传统天学。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将西方天文学引入中国天学事务，又得清初顺治、康熙诸帝信任，长期由耶稣会士领导钦天监，然而即便如此，仍未使天学在中国社会中的性质和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尽管有一个变化是颇为明显的，即天学不再是皇家的禁脔，这可视为晚明潮流的继续，但在钦天监那里，天学的神圣性质与功能仍和前代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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