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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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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耶稣会士领导下的钦天监。1644年3月，李自成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李自成旋为吴三桂与满清联军所败。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大明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此时北京城中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决定与清政权全面合作。修成十年后仍不得颁行、堪称命途多舛的《崇祯历书》，此时却成了汤若望献给迫切需要一部新历法来表征天命转移、“乾坤再造”的清政权的一份进见厚礼。汤若望将《崇祯历书》作了删改、补充和修订，献给清政府，得到采纳。并由顺治亲笔题名《西洋新法历书》，当即颁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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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若望因献历之功，再加上他的多方努力，遂被任命为钦天监负责人，开创了清朝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200年之久的传统。汤若望因势利导，终于实现了利用天文学知识打入北京宫廷的设想。汤若望本人极善于在宫廷和贵族之间周旋，明末时他任耶稣会北京教区区长，就在明宫中广泛发展信徒，信教者有皇族140人、贵妇50人、太监50余人。入清之后，汤若望大受顺治帝宠信。顺治常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这是因汤若望曾治愈了孝庄皇太后之病，太后认他为义父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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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北京城里的钦天监一直是来华耶稣会士最重要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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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洲天文学为工具的传统天学。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将西方天文学引入中国天学事务，又得清初顺治、康熙诸帝信任，长期由耶稣会士领导钦天监，然而即便如此，仍未使天学在中国社会中的性质和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尽管有一个变化是颇为明显的，即天学不再是皇家的禁脔，这可视为晚明潮流的继续，但在钦天监那里，天学的神圣性质与功能仍和前代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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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天文观测与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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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天文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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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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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天文学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即：在给定的时间、地点，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这在古代东西方都是如此。在现代天文学中居于主流位置的各种天体物理学问题，在古代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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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基本问题的几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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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万有引力理论，现代天体力学可以准确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在现代天体力学问世之前，要解决上述天文学的基本问题，基本上只有两条途径：一、采用几何模型，二、采用数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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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希腊之几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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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天文学家采用几何宇宙模型，至托勒密而集大成。这种“本轮／均轮”模型可以用演绎的方法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按照托勒密的意见，这种模型只是宇宙的“几何表示”，并不代表宇宙之真实情形。此后中世纪阿拉伯天文学家的各种宇宙模型，直至哥白尼的宇宙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模型，都是几何模型。要到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问世之后，西方的行星运动模型才变为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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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比伦之周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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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巴比伦有非常发达的数理天文学，巴比伦天学家通过长期观测，积累了非常准确的数据，由此构建了一系列的周期函数，利用这些周期函数的叠加，他们可以相当精确地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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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的周期—数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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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天学家的做法本质上与巴比伦类似，也是一种数值模型。古代中国的办法是观测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中的表现（顺行、逆行、伏、留），并给出详细的描述，然后从一个理想的起算点（即所谓“上元”）开始，利用“会合周期”的叠加，推算出日、月、五大行星任意时刻在天球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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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数值模型方法中，宇宙的真实状况问题通常可以被回避。所以中国天学虽然有“浑天说”作为主流的宇宙模型，但这种模型并不与具体的天象推算密切结合。这与古希腊的几何模型颇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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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宇宙模型与天球坐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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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种宇宙模型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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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相传有六种宇宙学说，其中有初步理论纲要者为“浑天”、“盖天”、“宣夜”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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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中，“宣夜”说一直得到国内许多论者的高度评价，其说实始于李约瑟。李氏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天学卷中，为“宣夜说”专设一节。他热情赞颂这种宇宙模式：“这种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的确都毫不逊色。……中国这种在无限的空间中飘浮着稀疏的天体的看法，要比欧洲的水晶球概念先进得多。”“宣夜”说的历史资料见《晋书·天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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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性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现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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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段话中其实并无宇宙无限的含义。“高远无极”明显是指人目远望之极限而言。其次，断言七曜（日、月、五大行星）“伏现无常，进退不同”，却未能对七曜的运行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描述，造成这种致命缺陷的原因被认为是“由乎无所根系”，这就表明这种宇宙模式无法导出任何稍有实际意义的结论。相比之下，西方在哥白尼之前的宇宙模式——哪怕就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水晶球体系，也能导出经得起精确观测检验的七政运行轨道。前者虽然在某一方面比较接近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宇宙，终究只是哲人思辨的产物；后者虽然与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宇宙颇有不合，却是实证的、科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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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夜”说未能引导出哪怕只是非常初步的数理天文学系统——即对日常天象的解释和数学描述，以及对未来天象的推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宣夜”说（更不用说“昕天”、“穹天”、“安天”等说）根本没有资格与“盖天”说和“浑天”说相提并论。真正在古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宇宙模式，是盖天与浑天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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