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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考察历法与农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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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月球与行星，这两类天体的运行情况与农业生产有无关系？如果这里的“关系”是指物质世界中确实存在的、或者说是物理的联系，那显然迄今为止还只能作出完全否定的答案。再看七大天体中余下的一个——太阳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如何？两者之间确实有关系，但是，古代历法中研究太阳运动的部分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仍大有作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以下分为五点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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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农业古国，因此“历法为农业服务”、“天文历法起源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之类的说法听起来似乎颇为顺理成章，然而从迄今所知的史料证据来看，关于太阳运动的研究恰恰在古代中国历法诸成分中发展得极为迟缓。例如，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天文学家就已能以太阳运动表作为基准，借助月球作中介来测定恒星坐标，而中国在十几个世纪之后，却还要以恒星为基准，借助月球和行星作中介来测定太阳位置。又如，与古代巴比伦相比，中国对太阳周年视运动不均匀性的掌握可能迟了1000年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月运动和行星运动理论方面的发展却不那么迟缓。仅仅这一情况，就已对“历法为农业服务”说构成了严重威胁。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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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历法中唯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分是对二十四节气的推求，这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而来。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迄今所知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天文训》，其中部分名称则已见于先秦典籍。但何时出现某些节气名称，并不足以证明此时对太阳运动已能很好掌握。而另一方面，先民们直接观察物候，显然要容易得多。在传世的历法中，逢列有二十四节气表时，常将“七十二候”与之对应，附于每节气之下，比如《大衍历》中就是如此。这也暗示了二十四节气的来源与先民观察物候大有关系。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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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体系成立之后，固然有指导农时的作用，但对节气推求之精益求精，则又与农业无关了。古人开始时将一年的时间作二十四等分，每一分即为一个节气，称为“平气”，后知如此处理并不能准确反映太阳周年运动——此种运动有不均匀性，乃改将天球黄道作二十四等分，太阳每行过一分之弧，即为一节气，因太阳运行并非匀速，故每一节气的时间也就有参差，不再如“平气”时之为常数了，此谓之“定气”。但指导农时对节气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精确到一天之内已经完全够用。事实上，即使只依靠观察物候，也已可以大体解决对农时的指导，故“定气”对指导农时来说意义已经不大，至于将节气推求到几分几秒的精度，那对农业来说更是毫无意义。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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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代刘焯提出“定气”，此后一千年间的历法皆用“定气”推求太阳运动，却仍用“平气”排历谱，这一事实又一次有力说明精密推求节气与农业无关。节气对农时的指导作用，当然必须通过历谱来实现，历学家在“定气”之法出现之后仍不用以注历，说明日常生活（包括农人种地）中无此必要。此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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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出现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体系，隋代又将节气推求之法发展到“定气”，至清初用“定气”注历，使一般民众对节气的了解更臻精确，但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史的专家们却从未发现汉、隋或清代的农业生产有过任何因历法发展而呈现的飞跃。这也说明“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中，即令是真有其事的二十四节气部分，以往对其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言过其实了。此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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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情况已非常明白：古代中国历法中对月运动、行星运动的大量研究与农业完全无关；对太阳运动的研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也极其有限。前面谈及的著名历法《大衍历》，共七章103节，其中与编排历谱有关的内容不过5％；如果说“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还有正确成分的话，那这种正确成分所占的比例也就是5％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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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支持“历法为农业服务”说，还有《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语，其实所谓“观象授时”或“敬授人时”，其本义绝不是指“安排农事”，而是指依据历法知识，安排统治阶级的重大政治事务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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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法与星占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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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历法致力于研究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远远超出了编制历谱历书的需要，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与农业无关，俱如上述。这样就产生一个重大问题：历法究竟有什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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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历法全力研究日、月、五大行星这七个天体的运行规律，最根本的目的可归结为如下两项：一、推算、预报交食（日食、月食），二、推算、预报行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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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交食，是因为朝廷为日食而进行的禳救活动十分盛大隆重，而且不止京师如此，各地也要举行（当然简单一些）。这样的活动，如果等到日食在天上呈现时再组织进行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预报，在日食发生之前三日就要开始准备和安排。考虑到地方上也要进行禳救活动（救护日月），这种预报很可能还要事先传达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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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行星运动，更是纯粹为了星占学。作为上天所显示的征兆，行星天象不仅仅是示警凶兆，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行星天象对人间的许多重大事务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它们确实能够左右政治、军事等的运作。由此也就不难领悟古人何以会极端重视对行星运动进行描述与推算。这里姑举一例以说明之，事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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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姚兴死之前岁也，太史奏：荧惑在瓠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太宗闻之大惊，乃召诸硕儒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诣。浩对曰：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内；庚之与未，皆主于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无征之言！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荧惑果出于东井，留守盘桓；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内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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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全理解此事的意义，先须解释两点技术性的细节：其一，据古代星占学中的分野理论，东井（即井宿）属鹑首之次，正是秦的分野；其二，火星出现于井宿，就其星占意义而言，正是后秦此后两年中种种事变的先兆，姑引三则星占占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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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惑入东井，兵起，苦旱，其国乱。（《开元占经》卷三四引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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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惑入东井，留三十日以上，既去复还居之，若环绕成勾巳者，国君有丧，若重，有丧。（同上引《海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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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惑出入留舍东井，三十日不下，必有破国、死王。（同上引郗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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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浩那次星占中，火星正是在东井“留守盘旋”（根据现代天文学的行星运动理论，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与《海中占》所述完全一样。结果是当年大旱，次年皇帝死，第三年（公元417年）后秦被东晋攻灭，末帝姚泓被押送建康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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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来看崔浩的预言，其中最令诸“硕儒”惊异的是，他能在火星看不见时预言其去向，而八十余日之后竟然真的应验。而其间的奥妙，实际上就在崔浩正确掌握了火星的运行规律。他知道火星当时正进入“伏”的阶段，即处在与太阳很接近的方向上，因此天黑后即没入地平线而无法看见，他又知道火星在这一阶段之后将运行至井宿区域，而井宿在分野上正对应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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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崔浩的能事还不止于此。他除了掌握火星运动规律，并熟知星占学理论之外，还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而了解到许多后秦政权的情况，而他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又使他能够从这些情况中判断出，姚秦政权已到末日。他后来还曾根据彗星出现而成功地预言了刘裕篡晋，用的也是同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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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其余诸“硕儒”，他们与崔浩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对行星运动规律茫然无知，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历法，因而他们无法预知火星出没的时间和位置。所以不可能作出任何高明的星占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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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崔浩这次著名星占预言有力地说明：一次成功的、高水平的星占，除了需要星占学理论、政治情报、历史经验、社会心理等知识之外，历法——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对日、月和五大行星运动的推算——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行星星占学在中国星占学中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更加强了历法对星占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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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古代中国历法中绝大部分内容——对交食和五大行星运动的推算——的服务对象已经找到。也就是说，星占需要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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