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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车是更巧妙的一种，它是利用水流推动转轮来提水灌溉的装置的另一种水车。发明于唐朝。唐人陈廷章的《水轮赋》中对筒车有生动具体的描述。宋元时期，适应不同的农田灌溉的需要，筒车又有所发展，出现了卫（驴）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等不同形制（如图22所示）。唐代还发明了另一种灌溉工具立井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这种“以木桶相连”的水车是用来提取井水的，故又称为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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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转筒车可以将水引至高处，对于解决梯田缺水状况起到重要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唐宋以后梯田的发展和山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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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北方的旱地农业技术仍然有所发展。主要粮食作物结构的变化也要求人们对于原有的种植技术进行调整和充实。耐旱力相对较弱的麦子在替代粟而成为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的时候，必然要求抗旱能力有进一步的提高。耕一耙一耢整地技术体系中的“耙功”受到重视。原来用于播种的农具耧犁，经过改造之后，没有了耧斗，取而代之的是耰锄，用之于中耕，称为耧锄。使用时用一驴挽之，效率非常高。锄头的入土深度达二三寸，超过手锄的三倍，而且速度快，每天所锄的地达二十亩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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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带轮的镰刀，用双手推着使用，称为推镰（如图23所示）。这种推镰对于收割落粒性很强的荞麦等作物，非常适合，是中国农业史上最早的收割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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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国而言，苎麻和棉花的普及，油菜的兴起，甘蔗和茶的种植，园艺业的发展，蚕桑业重心的南移，以及“四大家鱼”的养殖等等，也要求相应技术的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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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农学著作数量空前增多，特点也很突出。一是专业性的谱录类农书最为可观，如《茶经》、《蚕书》、《橘录》、《荔枝谱》、《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耒耜经》、《菌谱》、《糖霜谱》等；二是从作者来说，既有官修农书，如《农桑辑要》，也有私人著作，如《山居要术》，谱录类著作也多属私人著作；三是从地区来说，首次出现了反映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农业生产知识或南北兼顾的农书，如《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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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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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快速增长，迫使人们在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的同时，设法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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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以后，美洲新作物番薯、玉米（玉蜀黍）和马铃薯等的引进是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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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特别是肥料的投入是提高水稻等原有作物产量的主要途径，由此而引发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如肥源的开辟和肥料的积制及使用等。如何走出一条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之路，也是面临人口压力的一种选择，南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出现的“基塘”综合利用，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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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发展的表现在于地区性和专业性农书的大量出现。这些都是针对具体的地区和具体的生产内容而写作的，是农业技术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的体现。与此同时，人们又将目光向外，关注那些与特定地区和特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而又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要素，如水利、荒政等方面，于是有《农政全书》等大型综合性农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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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得到加强。滑车是清代出现的一种治虫工具，《捕蝗书》中有载，外形似独轮车（如图24所示），使用时“推入垄间，则两旁插尺包抄禾苗，拨动虫物滚入布袋……换垄推之。数次可尽”（如图24所示）。直到20世纪50代它还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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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利、荒政一起受到人们广泛关注的，还有西方兴起并开始传入中国的近代农学。“农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也是在此时。特别是清末“甲午战争”（1894年）后，引进西方近代农学更被有识之士视为国家富强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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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比较重要且有学术价值的农学著作比较多，突出者有《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乃粒》、《沈氏农书》和《补农书》、《知本提纲·农则》、《三农纪》、《元亨疗马集》、《学圃杂疏》等。这些大多可以看作是私人农学传统的产物，从官方农学传统来说，《授时通考》和各种版本的《耕织图》的出现可以为代表，同样具有官方背景的还有《宝坻劝农书》、《便民图纂》、《江南催耕课稻篇》、《营田辑要》，以及清代出现的各种由官方组织编印的蚕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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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农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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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一词据现在所能查到的则始自徐光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评价元朝王祯所撰《农书》时，说“王君之诗学胜农学，其农学绝不及苗好谦、畅师文辈也”。徐光启认为，农学应该是读书人所研究的对象，徐光启在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十一月中旬所撰《拟上安边御虏疏》中提出根本之至计在于“务农贵粟”，深慨“唐宋以来，国家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徐光启将农分为四个方面，即农官、农政、农学和农业。不同的方面由不同的人群来从事。设置农官是国家的事，办理农政是官员的事，研究农学是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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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业是农民的事。明确提到农学为士人（知识分子）之事，和现代人所说的农学在内容上是接近的。徐光启之后，“农学”一词很少被人提起，直到清末近代农学在中国兴起时，才开始广为人们使用。1897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农学报》是中国第一本农学杂志（如图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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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徐光启之前，既无“农学”一词，更无农学家之说。有的只是“农家”这一称呼。作为中国古代三教九流中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农家最初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他们信仰传说中农业的创始人神农氏，主张“君臣并耕”，与儒家的思想和主张形成鲜明对立。在儒家看来，社会有分工，有所谓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有所谓劳心之人，劳力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农业是为小人之事。而统治者（即所谓劳心者）是不用亲自去从事农业生产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自《汉书·艺文志》开始，历代史志都将与农业有关的著作，称为“农家”。《汉书·艺文志》说：“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在徐光启使用“农学”这一概念之前，甚至包括徐光启的著作在内，史籍中将这些由士人写作的与农业有关的书籍，统称为“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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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农学的基本内容，当从汉文“农”字说起。“农”字的本义为耕，确切地说，农最初可能指的是耕地用的农具。农字的繁体写作，“農”或“辳”，皆与辰有关（如图26所示）。一种解释认为，辰指时辰，农业生产必须以时耕作，故农字从辰。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意。或者说，“晨为农祥，故从晨”（《六书故》卷二）。这是后来的解释。起初辰指的是农具。《淮南子·泛论训》说“古者剡耜而耕，磨蜃而耨”。“蜃”字是辰下从虫。辰是石片、石刀之类。“辱”是辰下从手，指手持辰进行除草、收割等作业；辰下加虫是一种蛤类，小蛤称蛤，大蛤称蜃。在沿海或近湖沼处，人们采食蛤蚌后剩下的大量蛤蚌壳，选大的稍加磨制，便可以成为除草、收割的蜃器。据此，后世“薅”字有除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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