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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的萎缩，影响到中国传统农具的使用。江东犁和铁搭是两种水田整地农具，这两种水田整地农具在江南地区历史上都曾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不过在时间上差有先后。论出现之时间是先有铁搭而后有江东犁。铁搭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而江东犁最早出现在唐朝。论使用之时间江东犁主要是唐宋时期，而铁搭主要是明清时期。那么，铁搭取代江东犁的原因是什么？或认为江南地区土壤黏重，适宜用铁搭，而不利于用牛耕。可江东犁非舶来品，它是适应江东土壤耕作需要而出现的。尽管它的规制、结构方面，还并非完善，但经过改进是可以不断适应江东农耕需要的，它有铁搭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其集中体现便是效率，江东犁的效率来自于牛。按古人计算“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用铁搭翻地，虽然可以翻得很深，但效率很低，“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同时铁搭与耕作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耕作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人，而不是铁搭。从理论上来说，铁搭的使用并不会导致江东犁的淘汰。也就是说，江南地区，江东犁被铁搭所取代，原因不在于江东犁存在某种不可改进的缺陷，或是铁搭有如何的先进性，如何适应江南地区的水田耕作，根本的原因在于铁搭用人，而江东犁用牛。在传统中国，人是最可宝贵的，养人是不计成本的，相比之下，养牛却要计算成本。牛可以不养，而人却不能不养。人长大之后可以干活，于是就有明末宋应星的算法，“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之便”（《天工开物·乃粒·稻工》）。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而江东犁是由牛来牵引的，没有了牛，自然也就没有江东犁；农民只养人，人多力量大，铁搭就是一种人力工具，它正好可以发挥人力的作用。关键的问题不是铁搭取代了江东犁，而是人力代替了畜力。农户何以不养牛？原因在于养牛的成本太高。何以养牛的成本会变得如此之高？我以为这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结构有关。中国传统的农桑结构，把土地尽可能地用于衣食原料生产，以解决温饱问题，用于养人。结果是养牛的空间越来越小。养牛所需的水草难得，成本上涨，以致无力养牛。从牧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背后则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的减少，用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畜牧业的萎缩使养牛成本提高，而养牛成本的提高，又加速了畜牧业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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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搭取代江东犁，便是出现在跛足农业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江东犁在明清江南的出局，与江东犁本身的技术无关，只是好犁要用牛拉，没有牛最好的犁也派不上用场。唐宋时期，江东地区还有相当的耕牛数量，这是江东犁得以发明和使用的原因。明清时期，“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蓄牛力”，但这只是对大多数的农户而言，对于一些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由于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所以牛耕仍是他们的首选，只有那些“无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锄而四齿，谓之铁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如果说，铁搭在技术上优于牛犁，最有条件使用的应该是上农，何以他们不用铁搭而用牛耕？铁搭只是在无牛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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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代替畜力，铁搭取代牛耕，縻牛取代放牛，放牛取代牧牛，畜牧业被种植业蚕食，是中国人口增长农业发展的必然。而这一切皆与中国农业的结构有关，它影响着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迫使中国农业必须在养人口和养牲口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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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注定是要萎缩的，但不会消失。种植业的发展虽然挤占了畜牧业的地盘，但也有赖于畜牧业所提供的动力和肥力。唐朝的李廷珪在给玄宗的上书中提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虽然有些地方可以以人力代替畜力，但厩肥（踏粪）（包括羽毛、骨骸）也是种植业最主要的肥料来源，且是大粪所不可取代的。养猪业更是传统农业所必须。农谚中有“养猪不挣钱，回头望望田”的说法。种田要养猪就像秀才要读书一样天经地义。畜牧业所提供的肉、蛋、奶食品，虽然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有些奢侈，但也是种植业所不可替代的。另外，畜牧业所提供的毛皮，也是加工业的重要原料。所有这些都使中国传统的畜牧业得以长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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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挑战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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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桑结合的农业和农牧结合的农业相较，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耕地，这必然会导致人地关系紧张，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就因此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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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不足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因为农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分作的形式出现，从中国古代的情况来看，一般为100∶20，这比农牧结合需要更多的土地。农牧结合需要的土地相对小些，这从18、19世纪以前西欧广泛存在的休闲制上便可证明。耕地不足也与生产力水平有关。原始时期，养活一个人平均可能需要超过1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现在所需要的耕地面积缩小到一两亩地。世界粮农组织FAO则将人均0.8亩视为警戒线。中国在殷商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局部地区就已出现了相对耕地不足的问题。甲骨文中就有“垦牧”的记载，意思是将牧场开垦为农田。春秋战国以后，到处提倡“垦草”、“治莱”，牧地被开垦成农田，使得一些地方出现“无所刍牧牛马之地”（《战国策·魏策一》）。耕地不足也跟自然条件与人口数量有关。可供开垦的土地数量有限，人口不断增长，致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而中国传统的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又使土地趋于零碎化，条块分割，面积狭小而分散，不但不便于耕作，还加剧了土地的紧张状况。唐宋时期，人地矛盾似乎达到了极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一些地方已出现通过溺婴等“不举子”方式，人为控制人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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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耕地不足的同时，中国传统农业同时还面临着地力下降问题。因为通过垦辟来扩大耕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希望能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即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过度地使用土地，必然导致地力下降，土地收益的减少。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的说法，宋朝有人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必然带来地力下降的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历史学家认为，商代盘庚迁殷之前，多次迁都，也是与土地撂荒有关。古罗马帝国的衰亡源于地力的衰竭。最近有报道说，古代玛雅文化神秘消失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毁林开垦、发展农业所致的水源枯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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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不足和地力下降之外，农业发展还面临着天灾人祸的挑战。中国被称为灾荒的国度，其特点是南涝北旱，还有蝗虫、螟害等。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就对中国自春秋至元代的蝗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统计分析，从公元前770年至1370年的两千余年中，有蝗灾记载111次，其中书二月者二，书三月者三，书四月者十九，书五月者二十，书六月者三十一，书七月者二十，书八月者十二，书九月者一，书十二月者三，得出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的结论，而此时“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另外，苛征暴敛和政策失误也导致农民生产难以为继。1959～1961年所发生的大饥荒，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就被归咎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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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引战国时李悝的话，对农民的经济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畮，岁收畮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始终在为温饱而奋斗，这种状况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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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中国传统农业毕竟还是坚持下来了，不仅是以少量的耕地解决了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还使中国文明得以延续，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仅有的。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奥秘就在于精耕细作。毛泽东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在耕地不足，地力下降，天灾人祸横行等不利因素之下，所走的一条以“粪多力勤”为主要特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目标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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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集约化，力争以有限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是精耕细作的目标。就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之说，意为田亩太大，照顾不过来，容易杂草泛滥，因此不要这么做。战国初年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要求充分挖掘土地的增产潜力。汉魏以来就流传有这样的谚语“顷不比亩善”，意思是说“多恶不如少善”。而农学家更主张：“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齐民要术》卷首《杂说》）南宋时期的农学家陈旉也引述当时的谚语说：“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进而指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历史上的区田法、柜田法和亲田法就是集约经营思想的体现。“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柜田“筑土护田似围而小，……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此救水荒之上法”。明代农学家耿荫楼所提出的亲田法原理在于控制经营规模，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倾斜投资，以少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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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上，精耕细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粪多力勤”。春秋战国时期就采取了“深耕”、“疾耰”、“易耨”、“多粪肥田”等多种措施，来维持土地的生产率，也使耕作制度由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在此基础上从秦汉到明清又通过混作、间作、连作、轮作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原来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的土地，种上二茬，三茬，甚至更多茬的作物。达到“一岁数收”，甚至“二年十三收”。土地利用率高达100％，甚至200％～300％。单位面积产量成倍增长。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实行二圃制或三圃制，每年的土地利用率只有1/3～1/2。以收获量和产量之比来看，欧洲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农业在保证高产的同时，还通过广辟肥源，多粪肥田，保持地力常新壮，使农业得以稳产高产。这就是中国传统农业不仅养活了世界最多的人口，还使华夏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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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➊简单实用的农具装备；➋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➌重农贵粟的战略选择；➍丰富多彩的作物品种；➎以少胜多的集约经营；➏保持地力的多粪肥田；➐杂种五谷的生物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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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具方面，具有翻土功能的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传统犁之一。将开沟、播种和覆盖等环节“毕其功于一役”的耧车，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仅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还为后期的田间管理提供了便利，并为日后的畜力中耕和畜力施肥等农具的发明开辟了道路。犁和耧车在纪元前后的秦汉时期就已基本定型，这两种农具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对欧洲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不过中国农具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反而没有太大的改变。“此固有不能变，或不必变者在焉”（1920年《桂平县志》卷二十九《食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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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利用方面，就出现了区田、围田（圩田）、梯田、架田、砂田、桑基鱼塘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区田的要义在于作畦深耕，“不耕旁地”，这个特点使得“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皆可为区田”，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围田，即围水造田（如图46所示）。这是水乡地区扩大耕地面积的最主要的方式，“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在围田之外，再筑一道圩堤，用以扞护外水，增强围田的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这种围田又称为“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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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是在山区丘陵区坡地上，筑坝平土，修成许多高低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半月形田块，上下相接，像阶梯一样，有防止水土流失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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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巧妙的要数架田。架田，又称葑田或浮田，是一种漂浮在水田上的人造农田（如图47所示）。砂田是西北干旱地区创造的一种抗旱栽培方式。用河流石子铺地三四寸，耕种时拨开砂石，种之于下，仍取砂石掩盖，作物从石缝中或石层间生长结实。旱田铺上砂石，可以起到蓄水保墒，减轻干旱，抑制蒸发，控制泛碱，提高土温，促熟增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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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是一种综合的土地利用方式，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出现于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做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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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肥料方面，主要是通过“多粪肥田”来维持和增进土地的生产率。战国末年吕不韦组织撰写的《吕氏春秋·任地》中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办法就是施肥。同一时期，“多粪肥田”就已成为“农夫众庶之事”（《荀子·富国》）。宋代的农学家陈旉更加明确地指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在方法上除“粪治”之外，还引入了“时加新沃之土壤”，即后来所说的“客土法”。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就曾提到中国的耕地“多数情况下每年可种植两季庄稼，这是由于能因地制宜，在一处土地中混入他处泥土来补其不足，采取施肥、灌溉以及其他种种谨慎而又聪明的措施”（《中国印象》）。广泛开辟肥源是保持农业稳产高产的关键。于是中国历史上各种积肥、造肥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W. Wagner）根据他自己亲身见闻，说：“在中国人口稠密和千百年来耕种的地带，一直到现在未呈现土地疲敝的现象，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农民细心施肥这一点。丝毫没有疑义，在中国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家园中极小心地收集一切废料残渣，并收买城市中的肥料，又不辞劳苦去收集使用一切发臭的资料，在一千年和一千年以前，他们的先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具有肥料的力量。”（王建新，中译本《中国农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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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是为了多打粮食。而粮食在农民心中主要指的是谷物。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解决世界最多的人口的口粮问题，一个重要的法宝就在于选择了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道路。在同样的面积下，谷物种植比动物饲养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有数据表明，“每100英亩的土地，若种马铃薯可以供给420个人的食用，若种草饲牛便只能供给15人”。中国人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百亩之地”首先是用来种谷，只有“五亩之宅”，用来发展其他的种植和养殖，也仅是为了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农往往是与贵粟联系在一起，贵粟就是“以粟为贵”，“以粮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