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099685
1701099686
中国传统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不只是农村的成就，城市对此也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城乡之间有城池的阻隔，但农业却能够在城池内外遍地开花，使得中国传统的城市中也有相当多的农业成分。依附于城池的园囿原本就是用来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的场所，是城市中农业生产最为集中，农产品最为丰富的地方，也是皇家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农田和菜地的分布，甚至宫殿四周的空地，历史上称为宫壖地，也成了农事试验场。市民的房前屋后，也有鸡犬之声相闻。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叶以前还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学家冯锐指出：“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便像广州这样拥有90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鸡。而拥有777000人口的南京，当时的首都，其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要超出商用和住宅面积。除作物和牲畜之外，鱼塘和肥堆在城中也是随处可见。每个中国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干些农活，事实上，每个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在生产着一些农产品。农耕似乎是中华民族的本能。”（R.Feng, Agriculture,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edited by Sophia H. Chen zen,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 224.）
1701099687
1701099688
城市中农业的出现不仅仅是减少城市建设对土地的占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对于蔬菜和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使其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701099689
1701099690
城市丰富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容。中国传统农业原本以解决温饱为己任，产品不过是五谷、桑麻、六畜而已，一切与衣食无关的项目都被排除在农业之外，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但这种较单一的农业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于是一些被传统农业排斥的“花草之流”在城市中得到了发展空间。即便是在作物生产方面，城市农业也较之农村要丰富许多。以蔬菜为例，据宋《梦粱录》记载，仅南宋临安（今杭州）一地，蔬菜就有近四十种，远远超出现在一般农村所拥有的蔬菜种类的数量。
1701099691
1701099692
城市中还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农业人才和最先进的技术。如汉代长安城中的种瓜能手召（邵）平，唐代长安城中的种树技师郭橐驼，宋代牡丹之都洛阳里的牡丹嫁接高人门园子，还有一位传奇的接花艺人刘幻也被宋徽宗召入御苑。城市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发源地和试验田。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都是首先在城市里得到发展和运用。比如，5000年前进入中国的小麦，直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还是“种麦之家，多在城郭”（《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列传》）。又据《史记》等书的记载，汉代引进的葡萄和苜蓿，也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到后来“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历史上著名的代田法和占城稻等，在推广之前都曾在宫壖地上进行过试验。蔬菜中的韭黄和黄芽白最早源于宋朝的国都汴梁和临安。而御稻则是康熙皇帝在中南海丰泽园的稻田中发现，并通过单株选育的方法培育成功的一个水稻品种。在城市发明并首先得到使用的农业技术还包括：区田法、温室栽培、温泉栽培、代田法、翻车、铜马法、嫁接技术、带土移栽、引种保鲜、观赏鱼养殖、雨量器、水旱试验等等。
1701099693
1701099694
中国历史上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最初都是由城里首先发明并加以使用的，以后才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展。清人曾国藩就曾嘱咐他的儿子曾纪泽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目的在于“学些好样，添些好种”，以改变其家乡蔬菜栽培技术落后、品种单一的状况。而此前明末的科学家上海人徐光启也承认“吾乡诸菜，种大既不若京师”。这种差距不是在作物的种类上，也不是土壤的缘故，而是在技术上，即粪壅（施肥）和择种（选种）等方面。水往低处流。技术的传播也如同流水，总是由先进的地方流向落后的地方。中国古代城市对农业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1701099695
1701099696
十二、历史还在延续：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
1701099697
1701099698
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穿脱的旧衣服，它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中。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农业发展有过这样的评说，“只要看看中国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所有风俗习惯和耕作方式的恪守不渝，我们就不敢奢望目前农业生产的总体指导思想会与古代有什么不同。……传统习惯极大地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是其进步的巨大障碍，特别在农业生产上。”（英，约·罗伯茨编，《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蒋重跃、刘林海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119页）。也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从五四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等口号，试图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与传统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我们在反传统的同时，又陷入了另外的一种传统之中。
1701099699
1701099700
建国五十年余来（特别是头二十年）在“三农”问题上所出现的偏差，并非仅仅是“左”的错误造成的，实际上也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都得到了反映。
1701099701
1701099702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中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作为指导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总方针。而这个八字宪法正是传统农法的总结。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初稿）》在其第一章《绪论》中就敏锐地指出，八字宪法集中表现我国精耕细作传统的特点，该书还简要地叙述了“八字宪法”的历史特点。
1701099703
1701099704
在大跃进中所开展的“深耕”运动，也是对传统农法的继承。中国传统农法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深耕。自战国时期提出“深耕”的口号以后，经过秦汉一直到明清，人们对深耕的强调丝毫没有减弱，相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翻土的深度而言，很早就有了以尺寸为计量单位的量化标准。如宋人提到湖南南部的桂阳，其民“拙而惰，耕器绝苫窳，耕刃入土才三四寸”。显然这三四寸的入土深度在宋人看来是很浅的。明代马一龙《农说》提出的深耕标准是“三寸为浅，九寸为深”，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深耕标准是一尺左右。而在此之前，南宋陆九渊家里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清代潘曾沂《区种法》中提到：“田要翻得深，垦得碎耙得细。又要通身周遍，不许一处不深，不许留一块细实粗泥。深到二尺外头，又极松细；苗根直生向下，着土必牢，行根周身适意，不怕不好。”而河南扶沟县则利用“挑深数尺，或多牛深耕”。近代引进西方的一些农业机械，也是为了“导农深耕”。
1701099705
1701099706
以梯田为特征的“大寨田”对于生活在丘陵山区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梯田”之名也在宋代已出现。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
1701099707
1701099708
在大跃进中广泛使用的“借客土”的办法也是历史上早已有之。大跃进中搞的“三三制”，即用土地的1/3种庄稼，1/3休闲，1/3种树种草，发展林牧业。也早有人提出并实施。在此五十年以前，罗振玉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事私议》卷之上就主张：“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牧草，半种谷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良土壤。而明代耿荫楼提出的“亲田法”，将大块土地，分出一部分来，如1/5，进行人力和物力的倾斜投资，做到小面积上夺高产。
1701099709
1701099710
大跃进中提倡的“密植”，即增加作物在田间的密度，以提高产量，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所试图探讨的问题。明马一龙的《农说》中就有：“地肥而密，所收倍于疏者矣。”
1701099711
1701099712
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提出，也和历史上的人定胜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在实践中喊出的“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也和传统农业中的“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田尽而地”到“地尽而山”等如出一辙。
1701099713
1701099714
参考文献
1701099715
1701099716
［1］曾雄生著．中国农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1701099717
1701099718
［2］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1701099719
1701099720
［3］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1701099721
1701099722
1701099723
1701099724
1701099725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20]
1701099726
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生物学
1701099727
1701099728
主讲者简介 罗桂环
1701099729
1701099730
1701099731
1701099732
1701099733
1956年生，福建连城人。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此后一直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曾任古代史室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前些年进行过一段时间关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研究。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与舒俭民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与汪子春等合作）、《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等。目前正在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
1701099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