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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中所开展的“深耕”运动，也是对传统农法的继承。中国传统农法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深耕。自战国时期提出“深耕”的口号以后，经过秦汉一直到明清，人们对深耕的强调丝毫没有减弱，相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翻土的深度而言，很早就有了以尺寸为计量单位的量化标准。如宋人提到湖南南部的桂阳，其民“拙而惰，耕器绝苫窳，耕刃入土才三四寸”。显然这三四寸的入土深度在宋人看来是很浅的。明代马一龙《农说》提出的深耕标准是“三寸为浅，九寸为深”，实际上明清时期的深耕标准是一尺左右。而在此之前，南宋陆九渊家里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清代潘曾沂《区种法》中提到：“田要翻得深，垦得碎耙得细。又要通身周遍，不许一处不深，不许留一块细实粗泥。深到二尺外头，又极松细；苗根直生向下，着土必牢，行根周身适意，不怕不好。”而河南扶沟县则利用“挑深数尺，或多牛深耕”。近代引进西方的一些农业机械，也是为了“导农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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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梯田为特征的“大寨田”对于生活在丘陵山区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梯田”之名也在宋代已出现。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他游历袁州（今江西宜春）时所看到的情景，“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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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中广泛使用的“借客土”的办法也是历史上早已有之。大跃进中搞的“三三制”，即用土地的1/3种庄稼，1/3休闲，1/3种树种草，发展林牧业。也早有人提出并实施。在此五十年以前，罗振玉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事私议》卷之上就主张：“试分农地为二，半植牧草，半种谷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良土壤。而明代耿荫楼提出的“亲田法”，将大块土地，分出一部分来，如1/5，进行人力和物力的倾斜投资，做到小面积上夺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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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提倡的“密植”，即增加作物在田间的密度，以提高产量，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所试图探讨的问题。明马一龙的《农说》中就有：“地肥而密，所收倍于疏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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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提出，也和历史上的人定胜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在实践中喊出的“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也和传统农业中的“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田尽而地”到“地尽而山”等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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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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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雄生著．中国农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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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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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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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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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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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罗桂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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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生，福建连城人。1982年1月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随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古代科学史室工作。此后一直从事中国生物学史、环境保护史、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1996年被聘为研究员。曾任古代史室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生物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前些年进行过一段时间关于“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研究。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与舒俭民合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生物学卷》（与汪子春等合作）、《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综论》等。目前正在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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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上） [:170109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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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传统生物学史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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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和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民族一样，很早就开始注意辨识生物，考察它们的分布、生长发育和繁殖规律。同时，根据生物的各种特点，进行命名、分类，以达到很好地利用生物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保健及营造好的生活环境的目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他们对生物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但有效地选择那些适合于作为食物、纤维、药物和观赏的种类用于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以免遭不必要的伤害，而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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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国古代生物学的萌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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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说的圣人及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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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了生存，很早就开始辨识周围的生物，以便充分地利用它们。这种工作可能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在中国，这个过程非常久远，与世界上众多其他文明一样，我国古人把最早获得的那部分生物学知识归结于圣人，他们中最有名的是神农（农业之神）（如图1.1所示），传说他“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一些可食用的植物被用于发展农业，有些就被当作药物使用。这个传说中“尝百草”的人物，因此被尊为中国的农业和药学的始祖。古人把最早出现的本草学著作名为《神农本草经》；公元前我国的农书也有称作《神农书》的，即出于这个缘故。“尝百草”的传说表明，古人在利用植物作为食物和药物的过程中，曾以品尝来识别它们的滋味和性质。透过神农这个圣人象征的活动，可看出早期生物学知识的积累与发展是通过农业和医药两个途径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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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先民也曾对周围的生物资源进行初步的管理。《尚书·虞书·舜典》中记载舜帝曾封伯益为“虞”，负责帮助管理生物资源。传说伯益善于辨识各种草木鸟兽，大约是一位熟悉动植物习性的山林管理者。这个传说反映出当时因为是依靠动植物资源作为生活资料，人们非常关注野生动植物的分布，逐渐开始各地相关的调查，同时进行相关的管理。这项事务应当源于先民们采集和狩猎的活动，随社会的进一步分工，开始出现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管理工作。由于长期的利用动植物资源作为生活资料，关于它们的生活规律〔1〕、分布就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结果是人们逐渐开始各地相关资源的调查，同时记下这方面的内容。这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命名分类的问题。后来的一些古代政治制度史籍根据伯益的传说，把“虞”、“衡”说成是管理山林和水泽生物资源的官职名称，而将记述某一地方动植物物产的书籍称之为“虞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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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传说中涉及生物资源分布记述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这就是与舜约同时代的大禹。传说他是治理洪水的英雄，也是夏王朝的始祖。他可能是治水和兴修农田水利很有成就的一位首领。传说大禹治理好洪水之后，曾经根据各地的物产状况，制定了各地的贡赋，即所谓“任土作贡”。后世有托其事迹而撰写的《禹贡》一书（《尚书》中的一篇，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书中提到的各地贡赋中，涉及不少地区物产和植物分布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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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的史前农业时代的资料表明，我国的先人已经对各种动物的形态、习性以及生长环境有了细致的观察和描绘。不少陶器和雕塑上的动物和植物图形，生动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图1.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