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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都知道，两晋时期统治阶级极端重视出身门第，修家谱之风盛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专门植物的记述方式。当时的学者戴凯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的《竹谱》以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文体（骈体），对我国南方各地普遍分布（以南方种类居多）、在生产和生活中用途极为广泛的一类植物——竹子作了系统的介绍，共计36种。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一种便利的专门类型的生物学知识手册，开了我国古代专门植物著作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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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南北朝时期，伴随园林艺术的发展和学术的深化，又开始出现一些类似《魏王花木志》园林花木类著作。该书记载的是园林花卉，原书没有保存下来〔6〕，但见于当时的农书《齐民要术》等的引用。它是这种类型著作的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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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学”影响下的生物学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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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出现了根据对《诗》中出现的生物种类的别名、形态、习性和产地作解说的著作。这是因为，孔子的话导致人们格外重视其中生物的解说。《诗》是古代社会重要的教化启蒙著作，其中的生物学知识当然也就成为人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另外，因为随年代的逝去和生物名称的变化及文字的进化，这种注解式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们在学习《诗》的时候更好地掌握其中的生物学内容。这样一来，物种的考释就变成许多学者关心的问题。在《诗》变成儒家经典之一后，更是如此。西晋陆机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其中的代表（如图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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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不像《尔雅》那样简单而内容宽泛。它把诗中涉及的动植物辑录出来，加以解释，秉承孔子的“多识”思想，为学习生物学的读者提供了具体的课本。同时也为古人学习《诗》，更好地了解诗的含义提供了一本良好的工具书。这个著作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第一本纯正的综合性生物学著作。其描述生物的方式显然吸收了前人的长处，并对后代生物学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根据有关学者考证〔7〕陆机可能到过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罗振玉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制作了一个辑校本。这当然不可能是原先的全部内容，但内容也很可观。全书分为上下二卷。上卷解说植物，共计90余种。下卷解说动物，计60余种。其中鸟类20多种，鱼类、爬行类及兽类动物20多种，昆虫等近20种。作者先将《诗》中提到生物的句子罗列出来，然后按一定的顺序编排，逐条解释其中的生物，不注释“草木鸟兽虫鱼”以外的内容。形式简练、明晰，颇有点辞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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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显著特点是解释联系实际，对有关生物的描述具体、形象，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各种生物解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详略不一，内容包括《诗》中述及各种动植物对应于当时可知的名称、各地的别名、生活环境、习性、形态特征、生长规律、产地、用途诸方面，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生物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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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翔实的内容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后代许多学者是都以此书作为考订生物的重要参考史籍。陆机的著作方式也为后人所推重，如清代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日本天明年间（公元1886年前后）本草学家冈元凤作的《毛诗品物图考》，其中一些格式就是模仿《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此外，书中用以描述生物的若干形态和分类术语“蔓生”、“科生”、“赤节”、“毛刺”等也都为后人沿用。不难看出这部著作对古代生物学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陆机之后，东晋时期的著名博物学者郭璞为《尔雅》中有关生物作的详细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这一时期人们积累的生物学知识的总结，为后人学习相关的生物学知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前面已经提到，他曾作《尔雅音图》（如图1.9所示），给《尔雅》一书涉及的动植物配上插图。这种举措无疑对人们更好地辨识动植物提供了条件。因为有图很容易可以看出描绘的是何种生物，不用添加很多的说明。他的工作对后世博物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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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几类著作是我国已知最早对大量生物个体进行直接描述的作品，这是当时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异物志”、本草、花木谱录和专门注释经典的生物学著作，构成我国古代生物学（或称博物学）著述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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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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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淮南子》等著作还包含有当时思想家的原始进化思想和有关遗传和变异的思考。对海洋动物随光周期变化而产生的生理变化也进行了相应的观察。著名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奇怪篇》提出“物生自类本种”，在《讲瑞篇》说，“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等，注意到遗传稳定性的论说，对当时的一些唯心的、附会生物变异现象的不经邪说作了有力的批评，在生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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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汉代太医曾通过解剖犯人的尸体，“量度五脏，以竹签导其脉，知所终始”，借此获得人体内脏和血管的知识。显示出当时的解剖学有了新的发展。而葛洪《肘后备急方》记有“疗瘈犬咬人方”，提到用疯狗的脑敷治狂犬咬伤，体现了免疫思想。而从《齐民要术》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人们的酿造技术体现出的实用微生物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而且开始栽培茯苓等大型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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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唐宋的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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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随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生物学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保持“异物志”、“虞衡志”发展的同时，还衍生出纯粹的生物学著作。特别是宋代，凭借生物学知识的广泛积累，有关生物的学问已逐渐从原来更为广泛的知识门类中分离，开始形成一门关于“鸟兽草木之学”的学问，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的生物学。这一时期，政府组织编写的本草学著作开始附图。从当时留下的绘画来看，唐宋时期的生物图画已经比较准确；而且出现彩色的本草图。另外，当时人们在动物化石的认识、人体解剖学和金鱼育种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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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分化和专门生物学著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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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唐代以后，记述南方或域外的“异物志”类型的著作依然不断涌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段公路的《北户录》、刘恂的《岭表录异》等都记载了许多域外或岭南的新奇动植物。南宋著名田园诗人范成大在华南的广西为官两年后，也于1172年“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载者，率为一书”，这就是《桂海虞衡志》。《桂海虞衡志》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博物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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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术的发展，早期生物资源调查性质的工作，逐渐导致生物学不断进步。在主要记述某一地区物产的作品不断增多，内容越发丰富的基础上，渐渐发展出专门的动植物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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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的这类著作是宋祁（998～1061年）撰写的《益部方物略记》。当时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还有《益州草木记》、《郊居草木记》。与前人的作品不同，这些著作记载的都是动植物，或绝大部分是动植物。宋祁的著作共记载了65种动植物，是现存关于我国西南的第一本动植物专书。从中不难看出，宋代的学者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具有地域特色的“草木鸟兽虫鱼”身上，因而产生了专门的生物学著作。这是我国古典生物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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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类型的著作还有一个专门的类别，那就是由《魏王花木志》、《竹谱》发展而来，专记一些园林或某地突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带有地区特色的花卉果木的著作。唐代有王方庆《园庭草木疏》、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等。这些著作记述的是一个园林的植物名录。到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许多风格不一的动植物“谱录”。它们是宋代开始大量涌现而极具我国古代生物学特色的著作。这类作品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地区性的著名动植物认识的深入，加速了人们生物学知识的积累。其中一类是向综合的方向发展，将记述花卉名录范围扩充到整个地区，这类著作以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为代表，该书记载了洛阳各类花卉500个种和品种。除《洛阳花木记》这类效法前人，但在内容广度加以扩充的地区性综合型花卉植物专著外，还有一类是深化为某类属（或某种）著名的植物作记（谱）而成的专著。这类著作更多，著称的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王观的《淮扬芍药谱》、陈翥的《桐谱》、刘蒙的《菊谱》（1104年成书）等等。这类著作大多记有植物种或品种的名称、特征、性状和繁殖方法等，包含较为丰富的生物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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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园林花木的专著外，其他带有地方特色的动植物专著还有不少。著名的有赞宁的《笋谱》，蔡襄（公元1012～1067年）专记闽南佳果荔枝的《荔枝谱》，张宗闵的《增城荔枝谱》，韩彦直的《橘录》，陈仁玉的《菌谱》，傅肱的《蟹谱》，王纲的《猩猩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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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类型是伴随当时各种生物学知识尤其是观赏动植物知识的大量积累，一些学者为扩大影响而编写的一些大类别的动植物著作，包括张宗诲的《名花木录》、《木谱》，以及一些学者造的“经”。“经”有《草经》、《花经》、《鹰经》、《禽经》等等。这些所谓“经”的编著，大约有点自诩为某一方面知识经典的味道。其中也确有内容比较丰富的作品，如堪称我国第一本鸟类著作的《禽经》，以及专门记述蟋蟀的《促织经》。从这些著作的编写意图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试图“经营”一门新学问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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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著作在生物的有关分类和形态描述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为某一类群动植物的研究积累了知识，对古代生物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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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对本草学事业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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