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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的形成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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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华大地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处在一个唯我独尊、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具备了这样一个地理环境，才能孕育出灿烂的中华文化，但实际上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然而在明末清初前后，外来文化的性质与影响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明末清初以前，虽有源自印度、阿拉伯等西亚与中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医学，及伴随佛教、伊斯兰教和商贸活动等传入的文化存在，但从总体上讲没有引起激烈的冲突，大多是被融会吸收，例如域外药物知识的吸纳、白内障的手术剥离、天花的病因为“胎毒”等理论学说等等。甚至在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后，医家也不过是认为：牛的秉性最温和，所以使用牛痘自然会比使用人痘接种更为安全；其后，以解剖、实证为基础，与中国医学完全异质的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不断传入后，中国医家仍旧是抱着“中西会通”、“西学中源”的态度，去论说两者不过是大同小异、表述方法不同而已。直到有人呼吁政府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做法，全面废止中医时，才使得中医将威胁到自身生存的西医视为洪水猛兽、不共戴天的对手。时过境迁，当我们将中医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来研究时，没有必要赘言当年的国医志士如何奋力抗争，方使传统医学在中国免遭取缔的历史。而是着眼于在这种异质医学的影响下、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中医学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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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没有西方医学的传入，便不会有“中医”一词存在；如果形成于近代西方的医学体系没有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便不会有“传统医学”一词存在。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医学就是医学，无所谓中西之分、正统与传统之别。只有当存在着另一种医学体系作为比照时，人们才需要思考自身所持医学知识体系与其有何不同；在生存受到威胁时，才需要考虑如何为自己辩护——阐明自身的长处与存在的价值，并尽可能吸收对方的长处来提高自己。实际上，只要认真看看民国时期以来的中医刊物、著作，便会发现中医人士是如何模仿西医来构建中医从理论到病因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物学的完整体系。透过编写体例的模仿，可以看到中医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学习其思维的逻辑性，学习作为医生应该如何看问题、条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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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西方医学的传入，使得所有的中医都自觉不自觉地获得了许多基本的生命科学知识。自《黄帝内经》形成以来，基于不吃饭便会死亡、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于饮食这一常识，而将胸前触手可及的心尖搏动解释为“胃之大络”，却不知其为心脏跳动；以为尿是从小肠渗入膀胱而言“膀胱有下口、无上口”之类的传统知识，已在潜移默化中被现代生命科学常识所取代。同样还是只有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后，中医才有可能了解到自己的经络学说不是血管，进而思考经络到底是什么，中医的脏腑是什么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包括经络学说、脏象学说、有别于近代医学的所谓中医基础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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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尽管西方医学传入之后确实形成了对中医的某种压力，但中医为了捍卫自身的生存、谋求通过发展以抗衡，于是积极兴办各种学校，着力于人才培养；创办各种刊物与学术团体，研究学术；翻译日本汉方医学著作、研制国药等等，于“悲壮”情怀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进取的自强态势。凡此种种，可以说都是因为有了西方医学的传入才会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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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之后，通常都会为固有文化增添新的内容而使其更为丰富，甚至是产生质的升华。近代西方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它本身不会摧残中医，而只会为中医发展帶来新的契机与支持。作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延续，1958年卫生部委托南京等高等中医院校编写新式中医教材，可以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有了《中医学概论》这样一门课程，有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与范畴。与其说新式教材的编写是一次系统的整理，毋宁说是“传统”的建构——从良莠杂存、各自为说的知识库房中选择核心性的关键内容作为传统医学的“基本体系”。现今所用教材虽已屡经修改，但基本框架与内容并无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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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构的“传统”中，经络学说不再包含《黄帝内经》所描述的“浅现体表可见的是络脉、深藏体内的是经脉”，“脉的颜色青为寒、赤为热”等与人体脉管系相混淆的内容；五脏六腑被分别定义为“一个生理单位”——既不等同于解剖学的脏器，也不再是如前所述比附朝政的职官；针灸学不再是包括割痈破脓之“外治法”的总称，而是定义为“通过物理刺激，调整气血运行、脏腑功能”的疗法。并概括出中医治疗学最基本的特点，与西医的最大区别在于“辨证施治”——即根据综合各种病症表现、身体素质、鳏寡穷富等条件而抽象出的“证”（例如虚、实、寒、热）来决定治疗方法，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尽管中医大多以为这是汉代名医张仲景确立的治疗原则，但实际上如果没有西医传入，也就不会具有如此内涵的“辨证施治”概念。因为在汉语中，“证”与“症”原本相通；医家思维中，也没有对二者需要加以区别的意识——无论是虚、实、寒、热，还是腹痛、头昏，都是医书中并存的疾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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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堪称宝贵文化遗产的知识体系或技艺，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历史演进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的中医不仅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而且与相距最近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中医也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中医早已是现代化了的中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医之别，已经远远大于中西医学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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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解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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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理解中医”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对其思维方式与知识属性的理解，古人之所以用“秀才学医，笼中抓鸡”来比喻文人学医的容易，正是因为其知识属性与基本思维方式是相通的。因而当代之人如果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修养，并不难理解中医。或者说，要想理解中医，就必须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尤其是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另外，理解中医还有一条简捷途径——学习些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这一点对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主要知识构成的当代学者而言尤其重要。原因在于人类学将各文化系统中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作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概括出一些基本特点与共性，因而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必要的。而之所以称其为捷径，是由于借助人类学的知识，可以直逼问题的本质——以演绎的方式理解需要处理的具体材料，而不必花费许多时间从学习与记忆历史知识、背景材料开始积累，再通过归纳法获取对其本质与共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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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无论是中医业内人士还是一般民众，对于“五味”（辛甘酸苦咸）学说无疑都不陌生，但却很少知道《周礼》中作“六味”，即还有一个“滑”，功能是“养窍”（疏通孔窍）。由于不知，便无法理解《黄帝内经》中为何用千里之外流水煮秫米粥，治疗认为病因是由阴阳、脉道不通引起的失眠；无法理解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为何用米汤治疗小便不通。当然，这些基于“类比”思维构建的治疗方法不可能有效。后来换成用滑石粉，因能提高渗透压、抑制肾小球的二次重吸收功能而确有极强的利尿功能，但其理论基础还是基于“滑”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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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自然科学领域内，中医无疑是使用古代知识最多，甚至往往会因此而受到世人的讥讽，但要作到真正理解中医，其古代文史知识绝非太多，而是不足。同时，在这一层面上还应该包括对其基本哲学思维的深刻理解。前面业已谈到的、中医认为最能体现自身特点与优势的“辨证施治”问题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由于人体与疾病的复杂性，所以实际上在现代医学与“科学”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贝尔纳在《实验医学导论》中强调，尽管医生们常常对他说，医学中有太多的特殊性，但他还是认为：既然是科学，便不能有特殊。这一科学的常识与规范，使得中医活的灵魂——辨证施治的原则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中医认为：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不会患相同的病，所以便没有一成不变、可以重复的治疗方法。尽管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严重——中医们也同样在使用着一些固定不变的方剂，但在理论上确实如此，在临床上也存在着需要针对某一具体病人随时修改变化处方的可能。这就与科学所强调的“可重复性”发生了根本的冲突。其实要想说清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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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医认为不可重复的原因之一，是认为治疗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将人视为“疾病”的载体。与人不同，治疗当然不可能重复。就观念而言，中医比西医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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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然而从另一方面讲，虽说没有绝对的相同，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量的差异。所以中医才能总结出一些基本的治疗原则、久试不爽的固定方剂，“成药”才能不断生产。因此中医的治疗并非绝对不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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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能不能重复的问题，完全是在不同“常识”背景下，因“同”、“异”的判断标准不同而引发的风马牛之争。中医眼中的“同”，未必具有相同的症状表现；中医眼中的“异”，按照现代医学的诊断却可能是一种病。所以当我们以症状表现或现代医学作为“同”、“异”标准时，则视中医不仅有“不可重复”的问题——“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怪举。《三国志》就是以这两方面的例子来刻画华佗的神医形象的。但如果以中医病因病理学的认识为“异”、“同”标准的话，那么中医当然也是“同病同治”、“异病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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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中医界人士最爱举的一个例子是上世纪中叶先后两次脑炎流行时，西医大夫照搬前次流行时中医使用的有效方剂而没有效果；后有中医建言其他方剂而收功的例子。其原因便是在西医看来两次的疾病流行完全一样——都是致病微生物引发的脑炎；而在中医眼中，由于天时地利不同，病因方面存在着“湿”、“热”比重不同的差异。又如市售的“补中益气丸”，原本是享“金元四大家”之誉的李东垣用来治疗胃病的，但当代医家却屡屡报道可以用其治疗贫血、神经衰弱、脱肛等疾病。这是因为在中医看来，这些疾病虽然表现各异，但病因、本质却是相同的。这样的事情天天发生在患者身上、医院之中，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地步。遗憾的是，我们的西医大夫虽然有幸生活在西方医生无缘接触的东方文化环境中，但却视而不见。总是希望从“中医学宝库”中发现治疗某种疾病的有效药，一成不变地使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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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得上第二个层面，即对中医的“学”与“术”有具体的理解。所谓“学”，即理论；所谓“术”，即治疗技艺。这实际上已经属于学科内部的具体知识了，正像非医学专业之人并不了解抗生素何以能够杀灭细菌，磺胺类药物的消炎机理又与抗生素有何不同一样，非中医专业人士也完全没有必要掌握这些具体的知识。然而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中医知识体系发展过程的漫长岁月中，始终都没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参与，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只要你是“秀才”，便不难理解甚至是掌握这些基本知识，而且远比掌握现代医学知识容易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实际上中医自己也并不了解其知识体系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就构成中医理论与治疗两大方面的“针灸”与“药物”而言，迄今尚不明了针灸能够治病的客观机理是什么，更没有弄清与这种疗法密切相关的“经络”实体是什么；在药物治疗方面，虽然“有效成分”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几十年，但距离解释中药的作用机理，尤其是多种药物构成的“方剂”，却还有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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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之所以能够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灵活、有效地使用针灸或药物达到治疗目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从病因、病理，到治疗方法与药物，采用的是一套相互衔接的概念构成的完整体系。简单说，即疾病的属性与药物的功能能够相互对应。例如用具有“解郁”功能的“逍遥丸”治疗“肝郁气滞”造成的“头痛”，其中的“肝”、“气”，是生理学范畴的概念；“郁”、“滞”，是病因与病理学范畴的概念；“解郁”，是治疗学与药理学范畴的概念。而如果深究为什么要用若干种药物组成具有“解郁”之功的“逍遥丸”，则又涉及一系列的理论与概念。例如肝、脾分属五行中的木、土之性，木克土衰，扶土（脾）可以抗木（肝），所以组方中要使用并不直接作用于“肝”，而是具有“健脾”作用的茯苓。如果再追问茯苓何以能“健脾”呢？则又回到了最基本的类比思维：茯苓生于千年松柏之下，得“土气”之精华，所以能够补“土”（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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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然不是“科学”，但只有了解这些才能“理解”中医在面对新的疾病时，何以不需要根据具体的直接或间接经验便能够处方用药。其原因即在于中医学已经不是纯粹的经验医学，而是能够根据疾病的表现（症状），运用自身的理论与药物处理问题的知识体系了。至于说何以如此不科学的知识建构，却能治疗实实在在的疾病，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破解这些“奇妙”现象背后隐藏的真理，正是科学研究的任务，也正是最高层面上的理解——唯有通过现代科学研究才能知其所以然。例如上面提到的滑石粉因能提高渗透压、抑制肾小球的二次重吸收功能，所以确有极强的利尿功能的例子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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