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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于认为分别由9卷、81篇这样两个“至大”、“完美”数字构成的《素问》与《灵枢》（旧称《针经》或《九卷》）就是《七略》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不过是始于西晋皇甫谧的猜测，所以这两部著作究竟成于何时，或者说传世本《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下限并不能确定。考虑到《七略》所著录的几十种医书至今已荡然无存，甚至在后世的著作中寻找一点直接引用的蛛丝马迹都很困难，便没有理由认为其中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可以如此完整地单独保存下来。实际上，其他流传下来的完整著作，也都是成于东汉以后。其二，认真统计《七略》中的“篇”、“卷”关系，又能发现当时根本没有“积篇为卷”的现象，所以《七略》中的“《黄帝内经》十八卷”，实际上也就是十八篇；再看历代书志一直是将《素问》、《灵枢》作为两部独立著作分别著录，便会发现严谨的史学家们并未接受皇甫谧缺乏根据的猜测之说。总之，绝不能因《七略》中著录有《黄帝内经》之名，便认为传世本《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下限不会晚于《七略》。西汉末期，篡得汉室政权的王莽曾经先后两次广筑房舍、招募天下有一技之长的学者来京师著书立说，并要求统一不同之见。从《素问》、《灵枢》皆属汇集不同流派之医学论文集，并有明显的“统一异说”倾向等特点看，极有可能与这种时代背景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然而考虑到既要正视听，又要顾及已经通行世界的说法，所以最好是称《素问》与《灵枢》为“今本《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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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与《灵枢》内容构成与异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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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书的大多数篇节都是以问答方式写成的，因回答者之不同而显示出学术观点上的一定差异。例如或宗五行学说而将人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类，或按阴阳学说将其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及阴阳和平之人。虽然都是分成“五种之人”，但所依据的理论却不同，表现出其为“论文汇编”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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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认为《灵枢》的文字较浅易，当成于《素问》之后，但又可见后者引用前者文字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因为两书均参阅吸收了一些相同原始文献的内容。表2.3以《素问》、《灵枢》各一段文字为例，说明两书如何分别对有关针法“虚实、补泻”的一段原始文献作出不同解释。而这段“原始经文”又以无注释的形式出现在《灵枢》的第一篇〈九针十二原〉中。然即便是这段被阐发的“原始经文”，其理论水平也因谈到“虚实、补泻”而明显高于马王堆出土医书，更何况马王堆出土医书尚只谈到灸法而未言及针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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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内容方面讲，《素问》谈阴阳之道、四季养生、脏腑经脉等人体生理、病理的理论知识更多一些；《灵枢》则以针灸疗法为主。两书均极少涉及药物治疗的具体方法，只是言及脏腑与饮食、药物间，基于五行学说的配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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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帝八十一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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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八十一难经》在历代文献中有种种不同名称。无论是简朴地称其为《八十一问》、《八十一难》，还是冠上黄帝之名、赘以“经”之称号，总之不离“问”、“难”之实。因为这部简称《难经》的著作，是以设问自答的方式写成。旧称此书出自秦越人（扁鹊）之手，但这一说法最早也只能追溯到隋唐时期，如唐代大才子王勃所撰写的《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医家杨玄操《集注难经·序》等。正如著名医史学家冈西为人所归纳：《难经》一书的作者，隋代以前附之于黄帝，唐以降则属之于秦越人。然目前学术界基本公认其成书是在东汉，其主要依据是成于西汉末年的目录学著作《七略》中未见著录，直到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始见言及，三国时期的吕广已为其撰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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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经》所设的81个问题，包括脉学、经络、脏腑、疾病、穴位、针法等六大方面。其中虽然包括诊脉之法、疾病属性、针刺疗法，但都不属于某一具体疾患的诊断与治疗之策，而是有关这些方面的一些总体认识与理论研究。除篇幅远远逊色外，《难经》与《黄帝内经》的主要区别还包括：不像《黄帝内经》那样概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不是阴阳、五行各自为说；也不是多位作者论文的汇集。而是将元气、阴阳、五行学说合为一体，首尾一贯地运用于脉诊、经脉、脏腑、病候、腧穴、针法等六大方面，从而构建起脱离经验知识，但却更加完美的理论框架。例如其中谈到脉有十种变化，原因是受五邪（五行）影响而各有刚柔（阴阳）之变的结果：5×2=10；在针刺腧穴方面，每条经脉只用五个穴位，并分别赋予其井、滎、输、经、合的特定名称，与金、木、水、火、土的属性；各经脉的这五个穴位之间，按五行相生之序；阴阳相关的经脉之间，同名之穴间呈相克关系（表2.4）；治疗疾病时按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取穴即可。这便是从《难经》开始才被赋予如此特殊属性，至当代针灸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五腧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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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神农本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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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其本义是指鉴别植物的可食与否，亦即“神农氏”所以称“农”的原因。然自汉代《淮南子》将其说成药物知识起源的滥觞后，神农便成了药物知识的鼻祖。而且由于只要将其中的圣贤（神农）换成“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其中所蕴含的“亲试—中毒—识药”经验知识获取模式便与唯物史观吻合，所以至今仍可见到对于这一传说的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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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后面有关于“药物”的专门章节，故在此只需了解这一领域的经典是《神农本草经》便可以了。古代学者大多相信其为秦火焚书之余存，然根据其中多见东汉地名，以及药物学形成独立专门的时间坐标，可以推断其成书当在东汉。现今所见《神农本草经》为近代的辑佚本，而后人之所以能将其辑复，是因为历代重要的本草著作大多将其视为传自上古的经典，并大量引用其文字。根据这些记载，可以了解到《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按“上、中、下三品”分为三类：上药多有久服可以轻身延寿之说；中、下两类的治病之功与毒性渐增，不宜多用久服。在每一种药物的记述下，一般包含有药名、性味、主治、产地、别名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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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伤寒杂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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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所言“伤寒”，不同于现代医学病名中由伤寒杆菌引起的“伤寒”。作为病名，其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伤寒，泛指一切外感疾患，如《难经》言“伤寒有五”便是此义。这是因为古代中医的病因理论认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疾病表现虽不胜枚举，但原因只有三种：外受“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之邪气）侵袭；内因饮食不节、劳倦所伤、七情不调；或受兵刃、虫兽之意外伤害。而五者伤寒（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之中，确系“寒邪”所伤者为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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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东汉末年的《伤寒杂病论》，如其书名所示，包括了内外两方面疾病的药物治疗方法。在“外感”（伤寒）疾患治疗方面，该书以“三阳三阴”六个概念区分疾病的进程、属性，并各有相应的治疗原则、具体方药。例如病在体表为“太阳病”，主要症状为发热、恶寒、头痛等，无汗者用“麻黄汤”发汗，有汗者用“桂枝汤”，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两方合并使用；身体虚弱的，可以加人参，服药之后，当喝热粥以助药力。如果虽为外感疾患，但却不仅不发热，而且脉搏微弱、只想睡觉，则为“少阴病”，只能采用人参、附子等药物“回阳救逆”——挽救行将衰绝的“阳气”。实际上，即便是西医，只要有一定的临床实际经验，看到这样的文字，大概也不难理解。前者是大多数感冒患者的表现，用阿司匹林等解热镇痛剂治疗即可；而后者则属老年体弱者的“感染性休克”，这种情况下阿司匹林当然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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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病治疗方面，包含有从理论到治则、方剂的完整内容，所以受到后世医家的特别重视。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这“半壁江山”从中析出，编成《伤寒论》；其余治疗杂病的内容则逐渐演化成《金匮要略》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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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书”与“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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