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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为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人，大约生活于2世纪中至3世纪初。在唐以前的文献中，仅有“张仲景”之名，至宋代林亿等校正《伤寒论》时，才见引用唐《名医传》之语，言其“名机，字仲景”；又称：“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等。据宋代张杲《医说》记载，张仲景受医学之业于同郡张伯祖；又说其任长沙太守后，曾在京师为名医。但这些后代记述的准确性如何，的确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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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谈到：张氏家族原本人丁兴旺，但在建安纪年之后的数年中，死亡了2/3，其中大多为伤寒。所以张仲景才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参考《黄帝内经》、《难经》等医籍，著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但这篇序言是否为张仲景之原作，又是几百年来学者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这些作者生平、成书经过的问题，对于医学本身的学术研究来说倒也无碍大局。只需知道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将其中论“外感”病的部分析出，名之为《伤寒论》；其理论框架是依据《素问·热论》的“六经辨证”体系，但又有所不同；此书在宋代之后从“方书”上升为理论性“经典”，而且被誉为是第一部理、法、方、药齐备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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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生活于2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华佗，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据《三国志》记载，华佗通晓养生之术，故年将百岁而犹有壮容。又精于方药，为人治病时，选药不过数种，且全凭眼手，并不用秤，煮熟便饮，药后即愈；如采用针灸治疗，则只选用一两个穴位，并告知当有感觉传至某处，待患者言“已到”，便立即出针（此与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针疗法”相同，针感传导明显是因为强刺激手法，或直接刺中神经）。如病结在内，针药不能及，便令其饮用“麻沸散”，须臾如酒醉而无知觉，可以刳剖肚腹，断肠湔洗，取疾除病。然后缝合切口，敷上药膏，四五日即愈合，一月可康复。然而“麻沸散”早已失传，无人知其构成药物为何。另一方面，剖腹手术并非仅仅是麻醉问题，还涉及详细的解剖知识，有效的止血、消毒技术等，这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似有勉为其难之感。但如果是腹膜外的皮下脂肪瘤、囊肿一类疾患，其切除之术就比较容易，所以应该考虑或有这类小手术被夸大成剖腹手术的可能。华佗之所以被后人视为外科神医，与小说《三国演义》的渲染有直接关系。如果根据《三国志》所记载的病例来看，华佗同样是一位并未超越时代与传统的中医——以药物和针灸为主要治疗手段。但在外感病治疗方面，华佗所依据的理论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又有所不同，而是如扁鹊望齐侯之色那样——病邪沿着肌肤、血脉逐渐深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齐鲁大地与荆楚之域医学知识体系有所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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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叔和与皇甫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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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最知名的医家当推王叔和与皇甫谧。前者编撰了第一部脉诊专著《脉经》，后者因编撰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而闻名，两书均流传至今。以至医学史家大多据此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医学发展的特征是“文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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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王叔和为西晋高平人，作过太医令。但对于其籍贯究为山西之高平，还是山东之高平；是在三国之魏，还是西晋任太医令，多有不同之见。要之，其在医学方面的贡献一是“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的“经论、要诀”而成《脉经》十卷。此书在诊断学中的地位，在本书第一讲第五节《基础理念》的“诊断学说”中已有介绍，不再赘述。其贡献之二，则是整理仲景旧论，编成《伤寒论》。但历代医家对此褒贬不一，或认为此举属于“碎剪美锦，缀以败絮”，致使后世无从观张仲景之作原貌；或以为仲景之书，幸赖叔和才得以保存，“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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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因其历代官宦的出身门第、“书淫”之称的文史造诣，及屡拒征召的清高而得以跻身正史“逸士”之列。皇甫谧（215～282年）幼年名静，字士安，自号元晏先生，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人。一生体弱多病，或许是导致他热衷于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最迟在34岁时，他便已经是“躯半不仁，右脚偏小”的残疾之人了；42至46岁间又患了一次“风”病，耳聋数月。这时他开始服用矿物药组成的“五石散”（亦称“寒食散”）。然而非但没能治愈他的沉疴痼疾，反添胸腹燥热、烦闷咳逆，以至冬日亦想“裸袒食冰，昼夜不得寐，对食垂涕”，几欲操刀自刺。尽管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五石散”本身，而是认为一切不良后果都是由“违错节度”（服用方法不对）引起的。这种悲剧在当时士大夫中是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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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讲，皇甫谧并没有什么为人治病的记载流传，之所以享医学家之誉，主要是因为采撷《黄帝内经》和《明堂经》中有关针灸疗法的内容，编成《针灸甲乙经》。此书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详见本书第一讲第六节的“针灸”疗法中的介绍。需要补充的是，皇甫谧摘录的原则是不取阴阳五行一类虚泛空谈之论，这在传统医学领域中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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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思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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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医家大概要算孙思邈最为著名。据史书记载，孙思邈自幼聪颖而多病，故既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又兼好岐黄之术。唐太宗、高宗都曾征召他或授以爵位，但孙氏均固辞不受。后虽一度出任医官职务，但一年后即辞职隐居，享年百岁而终。当时的许多名士皆执弟子礼，尊奉孙思邈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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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撰有《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各三十卷，两书收载的药方有6500多个，而且还涉及养生、针灸、药物、咒禁等各方面知识。因此《千金方》既是医方荟萃的大成之作，又是当时的医疗百科全书。后世对于《千金方》的研究，偏重于从中寻找哪些内容为前此所未见，并以此作为赞扬孙氏医学“创新”的闪光点。但对于如此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实际上很难区别某一知识的具体来源，因而最好还是将其视为当时存在的医药知识的集萃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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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方》的内容顺序与其他著作明显不同——将妊娠疾病的防治与新生儿护理等置于卷首，虽然论者大多认为这体现了孙思邈对女性的尊重，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实属难能可贵，但或许认为这是基于“对于生命的养护，当从其生老病死之循环过程的起点（胎、产）开始”的思考，更为合理。这也正是孙氏认为“人命至贵，有如千金”，而将其著作名为《千金方》的原因所在。除了具体的药疗养生知识外，孙氏还就医家修养谈到：为医者当博学多识、精勤不倦；对患者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要普同一等，皆如自己的亲人；不得自以为是，诋毁其他医生等等，如此才能算得上“苍生大医”，反之则为“含灵巨贼”！这篇以《大医精诚》为题撰写的医德训诫，历来被视为是可与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媲美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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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其他大型方书，还有王焘所编《外台秘要》（40卷，分为1104门，载方6000余首）。对于方剂的重视，可谓唐代医学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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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元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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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盖因此期医林中涌现出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四大流派。四人皆秉承《黄帝内经》旨意，但理解与运用却各有不同，因而形成源同而流异的不同的学术主张。他们以各自的学术思想、医疗活动、理论著作影响后学之辈，成为中国医学史上颇为人知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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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完素生活于12世纪，自20多岁开始研究《黄帝内经》，一心参悟其中的“玄机”、思考疾病现象的本质，历经四十余载后著成《素问玄机原病式》。其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所有疾病的本质皆可归之于“火热”，治疗用药偏于寒凉，故后人称其为“火热论”或“寒凉派”。在外感病的治疗中，突破《伤寒论》以来“先解表寒，后清里热”的原则，主张从一开始就可以“表里兼治”、“内外双解”。至今仍在销售的“防风通圣散（丸）”，便是他所创立的这种疗法的代表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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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承庭训的张从正，同样是因为深究医学经典而大有所得。他认为疾病既然不是人身固有之物，治疗便无非是将其逐出体外；既然是外来邪气，则只能用汗、吐、下三法，而温补之法无异于关门留寇，因而后人称其为“邪气论”或“攻邪派”。其代表作为经弟子加工整理的《儒门事亲》15卷，从中可以看出张从正在实际治疗中非常灵活，如对精神疾患广泛采用心理疗法，以秤钩取死胎等等。并因此而与众医格格不入，只能自叹“高技常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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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豪门，通《春秋》、《书》、《易》的李杲，因母病不治而学医。他与刘、张二人虽同为金代名医，均取法于《黄帝内经》，但在医学理论上却各执一端相去甚远，这与各人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极有关系。刘完素年龄最长，虽称生于乱世，但究为金世宗当政的兴盛之时，所行政令存抚为先，遇灾免赋；金银坑冶，任民开采；流民老病，官与养济。张从正稍晚，居身中州，金元战线远在西北；南与宋修好为主，故他才能四处游逛，并无兵燹之苦。李杲则不然，逢哀宗渐落之世，值金朝将灭之期，烽烟四起。故其论疾病为“内伤脾胃”而非“外感”时，每每言及城池被困、粮尽食人的背景。在后人看来，李杲强调“扶助脾胃之气”在理论上属于对“后天之本”的格外重视，故称其为“补土派”，但毋宁说是“就一时之变而论”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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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元代的朱震亨，先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习儒于东阳八华山中，只因算命先生谓其仕途不利，便从此弃儒学医。他渡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老师；后又到北方，始得见刘完素和李杲之著作；最终在杭州，立于名医罗知悌门外三月，才被接纳。一年之后学成归里，从此名声大振。朱震亨医学思想的核心是“阳常有余，阴恒不足”，因此治疗必须以“补养阴血”为主，后人以此称其为“滋阴派”。其代表作《局方发挥》对宋代以来流行的《和剂局方》好用香燥之药的特点大加批判，因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局方发挥》出，医学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