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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学者在谈到印度传统医学时，往往爱使用“佛教医学”的说法；内心中也是将佛经中谈到的一些所谓医疗、卫生内容视为印度的传统医学，其实很不恰当。概言之，所谓佛教医学，实如福永胜美所下定义：“是在印度医学的经线上，以佛教教义为纬线编织成的多彩之布”〔5〕。作为一种宗教医学，“佛教医药是具有佛教信仰特征的医药，是自我觉悟、自我制约、自我治疗保健的医药。是客观存在的、与医学相关的社会现象。不能把佛教医药简单片面地看作是存在于佛教中，又与佛教无关的医学；看作是由寺院、僧人掌管的，与医学的医疗方法和用药完全一致的医治疾病的方法和药物运用〔6〕”。这一特征，在本文后面有关《吃茶养生记》的介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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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印医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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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记载中搜集有关知识传播的记载，无疑是研究“交流史”的重要手段。例如耿引曾主持编撰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7〕，即广泛收集了中国古代文献中与印度古代医学乃至其他科学技术有关的资料。但由于域外文化的影响、吸收、融合，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所以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广开视野，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两种知识体系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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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马神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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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闍罗迦集》与《妙闻集》于开篇之处均描述了这一知识体系如何由梵天始创，经阿湿波双神（Asvin）等传授人间求教者的过程。阿输吠陀知识在“神界”的传授过程虽然仅仅是一种神话传说，但其中的“阿湿波”——双马神，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是印欧人原始宗教系统中最古老的神抵之一，最早见于公元前3200～前2200年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在《梨俱吠陀》中已被作为医疗之神加以讴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具有神奇医疗技艺的双马神的足迹，并非仅仅出现在印欧人的原始宗教中。作为雅利安人、伊朗人、斯基泰人、塞人等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祇之一，在波斯石雕、哈萨克斯坦塞人墓地、伊朗青铜器上均能看到双马神像。另外在中国境内，例如天山与阴山的古代岩画、内蒙古战国墓地出土的金牌、燕下都墓出土的瓦当，甚至是晚商青铜器的族徽上，也都能见到“双马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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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诞生于里海—黑海北岸的双马之神，却千里迢迢来到印度、波斯、伊朗和中国的北方；正像指称某个人种的“雅利安”，逐渐被视为一个文化群体；正像“瓦尔那”（Varna，种姓）区分不同皮肤之“色”的本义逐渐淡化，变成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正像阿拉伯医学传入印度之后，与阿输吠陀既和平共处，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像印度乃至整个中亚的古代医学与中国的传统医学间存在着种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印度的传统医学的知识体系——阿输吠陀，既受到了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影响，又以一种独立体系的姿态渗入到其他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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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物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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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明言某方、某药来自印度等地的直接史料，可以说早已被前贤爬梳无遗〔8〕，并被作为阐述中印文化交流具有悠久历史的证据一再引用，毋庸再赘。然而如果考虑到文化交流中的“激发性传播”（stimulus diffusion）现象，则会发现在“文献明确记载”之外，仍有无限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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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性传播”这一概念由A. L. Krober于1940年提出，他认为：在每一个激发性传播的实例中，实际引起的都是一种新的模式的诞生，这种模式对产生它的那种文化来说是崭新的，但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则并不是全新的。这里既存在着历史上的联系与依存，也存在有独创性，因为这个新的模式是按不同的方法由新的材料塑造而成的〔9〕。显然，激发性传播并不是某种知识的直接继承，而很可能是由某种传闻激发出相应的创造意图与信心，由此引出真正的发明（传闻属虚）或重新发明（传闻属实）。例如山田庆儿氏在论述日本著名医家华冈青洲（1760—1835）创造麻醉剂并成功地进行了乳癌手术时认为：尽管华冈青洲并无直接获得华佗麻醉技术的可能，但这与华佗故事的激发性传播作用有关〔10〕。另一方面，比照“彼有己无”而产生出的创造活动，亦可说是“激发性传播”的作用之一，尽管这种情况下的可能完全是使用新的材料与方法，创造全新的模式。印度古代药物分类方法对中医学即可能产生过这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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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按上、中、下三品分类，记载了365种药物，成书大约在东汉。至南朝梁代陶弘景综合前此名医“附经为说”所增药物及对旧有药物的补充说明，进行了一次加工整理，著成载药730种的《本草经集注》。而历来被医史学者反复称道的并非仅是药物数量的增加，还有分类方法：陶氏改神仙方术色彩浓厚的三品分类为“自然属性分类”，即“分别条科，区畛物类”——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7种。应该说，按照自然属性分类，乃是最基本、最直观、最原始的分类方法，因而这种分类方法独立地产生于任何地方都是十分自然的。然而陶弘景身为道教中人，却偏偏违背本属神仙方术味道的三品分类法、改变尊为“神农《本经》”的原有体系，采用依自然属性的分类方法，确实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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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虽为道教中人，但其思想本质却实属苞综佛道，遗命死后“通以大袈裟覆蒙首足……道人左，道士右”〔11〕云云，正是他融合两教的最好表现。另外在其增补葛洪《肘后方》而成的《补阙肘后百一方》序文中亦可见到引用佛经医学理论的内容。实际上，陶弘景的药物分类法亦属综合两种“体系”而成，即在自然属性分类之下，复有各类药物的上、中、下品之分。至于说这两种“体系”是否就能换言成外来与传统、佛与道、印度与中国，则只能说“可能”。如果能够认识到道教这种所谓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在其形成过程中，本身就具有受外来佛教刺激而成的因素〔12〕，甚至于连道教的法器宝物“镜”〔13〕、“符”〔14〕等都可能与外来文化之影响有关，则自然更能体会陶弘景“道人左，道士右”的思维要旨。那么，在药物分类上中外合璧的“可能”性亦会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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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陶氏所撰《本草经集注》中增加了所谓“诸病通用药”的内容，与前述《闍罗迦集》中按治疗效用分成50类、枚举药物500种的做法十分相似。陶氏所列有80余种，以下仅列出前10种略示其貌：治风通用（5种药）、治风眩（7种药）、颈头面风（11种药）、中风脚弱（13种药）、久风湿痹（15种药）、贼风挛痛（12种药）、暴风瘙痒（9种药）、伤寒（25种药）、大热（18种药）、劳复（4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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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有关药物的部分，亦可见此项内容。从“治风第一”到“脚弱痛冷”共计65类。自此之后，在几部“里程碑”式的本草著作中，均采用这种“复合”式分类方法，并都有各病主治药的内容，但这只能说是秉承陶弘景的体系而传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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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起源的“四生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传入中国的此种学说属于经佛教改造后的体系。据《增一阿含经》卷一七、《俱舍论》卷八等载，六道众生有四种形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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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卵生：从卵壳而生，有鸡、鹊、乌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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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胎生：从母胎而生，“人及畜生至二足虫，是谓名曰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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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湿生：亦名因缘生，从湿气而生，“所谓腐肉中虫、厕中虫，如尸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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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化生：无所依托，借业力而出现者，如诸天神、饿鬼及地狱中的受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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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于四生说修改的关键在于“借业力而生”的“化生”取代了“萌芽生”。这种学说对于中国的药物分类似乎影响不大。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九一卷四二虫部分类却是将虫分为卵生、化生、湿生三种。当然其所含内容不可能同于佛教教义。即实际上应该看作是李时珍根据胎、卵、湿生的观念去思考虫类的发生方式，从而形成的一种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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