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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44 另外,在陶氏所撰《本草经集注》中增加了所谓“诸病通用药”的内容,与前述《闍罗迦集》中按治疗效用分成50类、枚举药物500种的做法十分相似。陶氏所列有80余种,以下仅列出前10种略示其貌:治风通用(5种药)、治风眩(7种药)、颈头面风(11种药)、中风脚弱(13种药)、久风湿痹(15种药)、贼风挛痛(12种药)、暴风瘙痒(9种药)、伤寒(25种药)、大热(18种药)、劳复(4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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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46 其后在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有关药物的部分,亦可见此项内容。从“治风第一”到“脚弱痛冷”共计65类。自此之后,在几部“里程碑”式的本草著作中,均采用这种“复合”式分类方法,并都有各病主治药的内容,但这只能说是秉承陶弘景的体系而传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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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48 物种起源的“四生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传入中国的此种学说属于经佛教改造后的体系。据《增一阿含经》卷一七、《俱舍论》卷八等载,六道众生有四种形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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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50 (1)卵生:从卵壳而生,有鸡、鹊、乌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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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52 (2)胎生:从母胎而生,“人及畜生至二足虫,是谓名曰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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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54 (3)湿生:亦名因缘生,从湿气而生,“所谓腐肉中虫、厕中虫,如尸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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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56 (4)化生:无所依托,借业力而出现者,如诸天神、饿鬼及地狱中的受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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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58 佛教对于四生说修改的关键在于“借业力而生”的“化生”取代了“萌芽生”。这种学说对于中国的药物分类似乎影响不大。但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九一卷四二虫部分类却是将虫分为卵生、化生、湿生三种。当然其所含内容不可能同于佛教教义。即实际上应该看作是李时珍根据胎、卵、湿生的观念去思考虫类的发生方式,从而形成的一种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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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60 药物分类法固然只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小题目,但正如一幅图画,倘若看不清每一局部则不能把握全部。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自两汉之交、甚至更早,印度医药学知识传入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为什么要将药物归于“自西方来”?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药物学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即“本草”这一概念和专门著作的产生时间均早不过西汉末期;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却能快速发展等等,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总之,如果仅仅有对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不仅无法进行交流、比较方面的研究,而且即或是对仅仅想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研究本土文化、传统科技体系的发展演变之人来说,亦难免阻碍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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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62 3)万物皆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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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64 中医业内流传着一个故事:一日,某师对其弟子言:“去采一种不是药的草回来,即可毕业。”弟子领命而去,以为不难。谁知数日后却空手而归,泣对师言:“看来弟子是不能毕业了。”师曰:“何也?”答曰:“遍观草木,虽有不识,但无一非药。故难复师命。”师笑曰:“汝业已成,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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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66 尽管这是一个广泛流传于中医界内的故事,尽管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域外人士的身份特征,但这个故事的源头却是在印度。唐代医家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中云:“论曰: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16〕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孙思邈是从何处了解到所谓“天竺大医耆婆”的这一言论,但却可在《闍罗迦集》中见到如下论述:“如果知道世间任何一种品物都具有一定的‘理’(ynkti)与‘目的’(artha),则可以说没有不是药物的东西”(1,26,12)〔17〕;又说:“任何一物没有不是药物者(1,2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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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68 由于藏医与印度医学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18〕,所以这种观点亦在藏医中流传,并且已经成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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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70 有一天,老师要学生们去附近的山里拿回一些没有药用价值的东西。除了耆婆,学生们返回时都带有一些他们认为没有药用价值的物品。耆婆返回时空着两手,他告诉老师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是没有药用价值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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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72 值得注意的是,“万物皆药”的观点代表着另一种药物学理论,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20〕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21〕;“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22〕;“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23〕。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阐明了知识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经验。同时研究者又指出,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24〕)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这些线索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5〕北宋赞宁(919~1001年),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但从思维模式上讲,仍然是“一事一议”。比较而言,印度古代的哲学与逻辑均更为发达,以至有人评价说:“其国君民上下,几以研究哲理为人生唯一事业。”〔26〕他们更习惯于将一种“终极真理”演绎到所有的具体事物。因而在印度医学中,佩带的宝石、花环,手持的伞、杖等等,皆是药物——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具有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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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74 4)俚语、民俗间的马迹蛛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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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76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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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78 这是流传于百姓之口的一句俗话。意思是说男性脚肿(穿靴),女性头肿(戴帽),为将患大病或病情险恶、预后不良的征兆。这种观点不仅不见于现代医学,也不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然而在印度的医学经典《妙闻集》中却能见到类似记载。其第1卷、第31章名为《颜色、容貌的异常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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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80 无其他并发症,生于足部的肿胀,杀男子;生于颜面或阴部的肿胀,夺妇人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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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82 “七活八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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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84 这也是百姓熟知的一句俗语,而且俨然被视为民众生活的经验之谈。其意是说怀孕七个月出生的早产儿能够成活,而孕至八个月生下的早产儿反不能成活。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越是接近预产期出生的早产儿,理应越容易成活,因此“七活八不活”的说法,显然不可能在现代科学知识中找到论据。一般说来,违背常理与科学规律的“学说”,大多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理论根据,但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却找不到有关“七活八不活”的记述。然而在域外文明中,却能找到这种说法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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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86 在明洪武年间刊印的《天文宝书》〔27〕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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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88 第七月太阳照,此时胎中成人有力。若太阴在坐胎命宫或强旺,主其人好农种。若此月生者,养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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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90 第八月又是土星照。土星性寒燥,以此胎气重,儿气脉昏沉,不如第七月精神。若八个月生者,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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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101292 在另一本同样属于明代翻译的西域天文书中也有类似记载〔28〕。据矢野道雄氏的研究,此《明译天文书》的原本,乃阿拉伯的天文学著作。然印度古代医学经典中对此问题也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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