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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是一个广泛流传于中医界内的故事，尽管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域外人士的身份特征，但这个故事的源头却是在印度。唐代医家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中云：“论曰：有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16〕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孙思邈是从何处了解到所谓“天竺大医耆婆”的这一言论，但却可在《闍罗迦集》中见到如下论述：“如果知道世间任何一种品物都具有一定的‘理’（ynkti）与‘目的’（artha），则可以说没有不是药物的东西”（1,26,12）〔17〕；又说：“任何一物没有不是药物者（1,2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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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藏医与印度医学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18〕，所以这种观点亦在藏医中流传，并且已经成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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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老师要学生们去附近的山里拿回一些没有药用价值的东西。除了耆婆，学生们返回时都带有一些他们认为没有药用价值的物品。耆婆返回时空着两手，他告诉老师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是没有药用价值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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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万物皆药”的观点代表着另一种药物学理论，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哲学思维模式。中国自古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识药物的传说〔20〕现代医史著作在解释药物知识的形成途径时，基本上也都是沿袭这一模式。即“氏族成员由长时期采集逐渐转化为种植的过程中，对植物的咀咽尝试已多，积累了一些用植物治病的经验”〔21〕；“在此过程中，他们曾发生过不少的中毒遭遇，但从中也积累了不少药物知识”〔22〕；“由于饥不择食，人们经常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23〕。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阐明了知识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经验。同时研究者又指出，类比与联想的思维方式（即被巫术研究者称为“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规律〔24〕）亦是言说药物功效的重要途径。例如，在古代文献《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丘的沙棠，身体轻浮，故可以御水，食之可以不溺；蘨草是上帝女儿化身，故食之即可为人所爱，服之媚于人；蓇蓉“黑华而不实”，故食之使人无子等等。这些线索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5〕北宋赞宁（919～1001年），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但从思维模式上讲，仍然是“一事一议”。比较而言，印度古代的哲学与逻辑均更为发达，以至有人评价说：“其国君民上下，几以研究哲理为人生唯一事业。”〔26〕他们更习惯于将一种“终极真理”演绎到所有的具体事物。因而在印度医学中，佩带的宝石、花环，手持的伞、杖等等，皆是药物——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具有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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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俚语、民俗间的马迹蛛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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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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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流传于百姓之口的一句俗话。意思是说男性脚肿（穿靴），女性头肿（戴帽），为将患大病或病情险恶、预后不良的征兆。这种观点不仅不见于现代医学，也不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然而在印度的医学经典《妙闻集》中却能见到类似记载。其第1卷、第31章名为《颜色、容貌的异常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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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他并发症，生于足部的肿胀，杀男子；生于颜面或阴部的肿胀，夺妇人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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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八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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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百姓熟知的一句俗语，而且俨然被视为民众生活的经验之谈。其意是说怀孕七个月出生的早产儿能够成活，而孕至八个月生下的早产儿反不能成活。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越是接近预产期出生的早产儿，理应越容易成活，因此“七活八不活”的说法，显然不可能在现代科学知识中找到论据。一般说来，违背常理与科学规律的“学说”，大多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理论根据，但在中国古代医学著作中却找不到有关“七活八不活”的记述。然而在域外文明中，却能找到这种说法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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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洪武年间刊印的《天文宝书》〔27〕中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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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月太阳照，此时胎中成人有力。若太阴在坐胎命宫或强旺，主其人好农种。若此月生者，养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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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月又是土星照。土星性寒燥，以此胎气重，儿气脉昏沉，不如第七月精神。若八个月生者，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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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本同样属于明代翻译的西域天文书中也有类似记载〔28〕。据矢野道雄氏的研究，此《明译天文书》的原本，乃阿拉伯的天文学著作。然印度古代医学经典中对此问题也有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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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月，Ojas〔29〕逐渐慢慢地活动于母亲与胎儿之间。 因此〔母亲与胎儿〕时而健康时而衰弱。此时胎儿即便出生也不能存活。因为活力素不安定，故母亲亦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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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不必深究这种观点的起源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阿拉伯。因为这两种文化体系，从很早起就有非常频繁的交流与融合。只需知道这种思想的源头是来自域外就足够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例皆是以存在于俚语、民俗之中作为传播方式，以致使我们十分容易忽略其“外来文化”的本质，而误以为是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的产物。从上述《明译天文书》序言中所言：“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亦略可窥知当时西域各种文化在中国的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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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蛭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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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负压达到排脓去腐之目的，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始见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中。由于最初使用动物之角，故后人称其为“角法”。然而在中国传统医学（包括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中，虽然可以见到使用“角”或竹筒、瓷罐等多种器物吸取脓血的方法，但却没有像阿输吠陀那样将不同工具视为具有不同属性、根据病因选择不同吸取工具的完整体系与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医学中有关以水蛭作为吸血工具的详尽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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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闻集》第1卷第13章名为“水蛭应用章”，主要讲述如何用水蛭吸出恶血的方法。但其中也略言及另外两种吸血法：吸角与葫芦。这是因为阿输吠陀无处不以“风·胆·痰”三病素为立论依据。虽然都是“吸血法”，但病因不同，所采用的治疗工具亦有所不同。概言之，吸血用具有三：角、蛭、葫芦。角具湿性，适于“体风素”性恶化之血；蛭具冷性，适于“胆汁素”性恶化之血；葫芦具干性，适于“黏液素”性恶化之血；三病素共存时，则三物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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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蛭吸而言，在唐代医学著作中始见使用水蛭吸取疮疡脓血的记载，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称之为“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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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痈疽初作，先以笔管一个，入蚂蜞一条，以管口对疮头，使蜞吮疮脓血，其毒即散，如疮大须换三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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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中国采用此法似乎大大晚于印度，而且没有像阿输吠陀那样的详细记述。至于说两方面间是否存在传播，则没有任何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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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19世纪上半叶在一位名叫布洛赛斯（F.J.V.Broussais）的法国医生的倡导下，欧洲出现了以水蛭作为吸血工具的热潮。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仅仅是原始疗法往往会“多元独立发生”的一个事例，恐怕未必足以令人信服。因为当时用于吸血的水蛭需要依靠进口：1827年输入法国的水蛭数为3300万条，1833年达到4300万条〔30〕。这种水蛭，被称之为“医蛭”（Hirudo medicinalis）〔31〕，而“Hiru”又恰恰是日语中“蛭”的发音（ひる，hiru）。我们只知道日本的汉方医学从中国学到了蜞针之法，至于是否有人从扶桑之域得到过某种启发，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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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药物品种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