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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经过在手术疗法上取长补短，中医眼科始见较明显的发展，形成了药物（内治与外治）与手术并重的格局。药物治疗，历来是中医的长处所在，唯在外用眼药方面可能吸收了一些印度眼科的方药〔41〕，但却很难确指何系传统、何为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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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名方面很难说是否直接受到印度眼医的影响，当时“皆言眼疾有七十二般”，但“及问其数，名迹难言一半”〔42〕。《龙木眼论》的这种说法，或许会对眼病的区别、病名数量的增加产生某种间接的刺激作用，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接受了拨内障与钩、割、烙等手术疗法，自然会在病变区别上同时受到影响，种种过去没有的内障、外障病名因之出现，用以区分症状特点与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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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传的眼科著作中，虽能看到印度眼科种种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但均系经过改造后的吸收。冠有龙木之名的眼科著作，皆非译作。可以看出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佛教译经不同，或许主要是以口传身授为主。再者，愿将某种知识说成是本民族所固有的心态在当时也是存在的。例如《目经大成》论“钩割针烙”时说：“原夫钩、割、针、烙之术，仿黄帝九针所作，闻自汉·华元化（即华佗）先生得来，一云龙树山人，未知孰是”〔43〕；《审视瑶函》在详述拨障方法后明记：“右龙木论金针开内障大法”，却又说：“钩割针烙之法，肇自华佗”，“针非砭针之针，乃针拨瞳神之针”。此外还有一类根本不接受手术疗法的著作，如《一草亭目科全书》、《异授眼科》、《银海指南》等。民国时期曹柄章（1877～1956年）在编辑《中国医学大成》时，于眼科唯收此三书。若不是为了满足维系民族文化纯洁的心理需求，则是由于认为那些内容不是“中医”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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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外来的东西一定要加以改造，且最好是不露痕迹才好流传。然而无论如何，印度眼科融入中医的历史，应该说还是以积极因素，即消化吸收、改造重建为主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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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菩提树下的蒙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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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输吠陀的风、胆、痰“三病素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中国的藏医学理论之中。通过下述有关藏医学中“三病素说”的介绍〔44〕，相信不仅可使我们了解两种医学体系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借助藏医学中的相关解释，进一步加深对“三病素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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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认为：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三者在人体内保持着协调和平衡的关系，因而是生理性的。每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则变成了病理性的东西，而出现隆的病态、赤巴的病态和培根的病态，在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原来的协调状态，达到健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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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是推动人体生命机能的动力，与生命活动的各种机能密切相关。它的机能与汉族中医的“气”很有些相似，但不完全一样。根据隆的不同机能与部位的不同，又可以把隆分成五种（与阿输吠陀“五风”的比较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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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巴：具有火热的性质，也是负责人体内脏机能活动的一种因素，具有中医“火”行的性质。这是一种生理活动所需要的火或热量，与病理上的火邪不同。根据赤巴存在的部位和具体功能的不同，赤巴又可以分成五种（比较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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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具有水和土的性质，与人体内津液、黏液及其他水液的物质和机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有人把培根译成痰或黏液。这里的“痰”是正常生理状态下存在的正常物质，而不是病理状态下出现的痰液。根据其所在的位置及功能，又分为五种（比较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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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藏医学认为人体有七种“基础物质”和“三种秽物”。七种物质为：食物精微、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和精液；三种秽物为：粪便、尿液和汗液。实际上，这一说法同样也是来源于印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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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开始，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随藏传佛教，以寺庙教育的形式，广泛、系统全面地传入蒙古地区。从17世纪中叶，准噶尔学者蒙古人咱雅班智达·那木海扎木苏把《四部医典》从藏文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出版。18世纪时，黄旗淖尔吉格西·敏珠尔道尔吉蒙译的清代北京木刻版本印行，成为蒙古医生的必读工具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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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医的“三根学说”以及将“三根”的“赫依、希拉、巴达干”各分为五，无疑就是藏医“隆、赤巴、培根”的拷贝，其源头自然可以追溯到印医的“三要素”。此外，蒙医的“七精华”（精微、血、肉、脂、骨、髓、精）、“三秽物”等也是一样，毋庸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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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汉方”看中国医学在异域被接受、改造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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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称为“汉方”的传统医学。然“汉方”究属中国传统医学的复本，还是日本特有的传统医学呢？毫无疑问，“汉方”的母体是中国的传统医学知识，但与中国医学同源异流、同中有异的“汉方”，又是选择性吸收后加以改造的创新产物。《远眺皇汉医学》是我近年所写有关汉方医学史研究与介绍的一本小书，2007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如有兴趣更多了解与研究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史，可以找来看看。以下所介绍的，即这本小书中涉及的一点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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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汲取中国文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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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东传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点，严绍璗先生将其概括为以下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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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种交流为自然信道的传播形式（飞鸟奈良时代，6～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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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传播形式（平安时代，8世纪末～12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