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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文化部参加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评审时，看到云南省提供的东巴纸生产技术的相关资料，在录像片中，清晰地看到东巴纸的整个生产工艺。在看到造纸师傅将抄（严格地说应是“浇”）起湿纸的纸帘扣在晒纸墙上，然后轻压把纸粘附在墙面时，我不禁惊呼，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介于浇纸与抄纸之间的过渡性工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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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巴纸工艺的反复使用同一个帘，而不像浇纸法那样需要备几百个帘，故节约了成本。但与抄纸法相比，它每抄起一张就晒一张，没有将抄和晒这两道工序分开，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它应当是浇纸法向抄纸法过渡的中间形态。如果像陈登宇先生所说是吸收了浇纸和抄纸法的优点而形成的，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显然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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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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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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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早期的纸是用浇纸法制造的，那么，早期的纸应当不像后世纸张那样匀薄、有帘纹，而应当是没有帘纹的，可能也稍厚些。普遍使用浇纸法的年代应在魏晋时期。大约在南北朝中后期，中原地区就开始向抄纸法过渡，到了隋唐时期则基本上完成了这种过渡。过渡期采用的抄纸方法应当就是像东巴纸那样的中间形态，纸有帘纹，但不像后世抄的纸中帘纹那样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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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既然纳西族东巴纸的工艺属于浇纸法向成熟的抄纸法过渡的中间形态，那么它就不会是从西藏传来的，而是由中原文化圈传入的。其工艺水平大约与唐初期中原地区的工艺水平相当，当然，现在看到的纳西族手工纸不一定是最初接触这套工艺时的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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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浇纸法传入西藏的时间应在抄纸法出现之前，至少是在抄纸法在中原地区普及之前。在时间上判断应当是在唐以前。学术界大都认同美国学者卡特的结论，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的时间是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些造纸工人，以后他们就在撒马尔罕传授造纸的工艺〔36〕。现在西方仍保承有与东巴纸工艺处于同一演进阶段的手工纸工艺。美国学者亨特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各地的手工纸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考察。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当时英格兰手工纸生产工艺。他们在抄纸时不使用纸药，并且使用的帘都是不能卷起的，用一张张毛毡将抄起的一张张湿纸隔开（如图1.15所示），有些像做豆腐千张采用的方法〔37〕。这套工艺与东巴纸工艺都可以不用纸药，因而可以认为处于同一阶段，如果进一步作比较，它还是较东巴纸先进，表现在它把将抄起的湿纸直接贴向墙面改为贴向毡上，提高了工效和产品的质量。既然浇纸法是更原始的方法，那么其普遍使用的时间应当在此之前，因此，我们认为传入西藏的时间应当在唐天宝年间之前，可能在唐以前或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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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关于造纸术是在什么时间沿什么路线传入印度的问题。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据他考证，在公元2世纪中叶，造纸法即已传入我国的西部地区，当时留居在古代新疆地区的印度人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接触到纸张，有文献证据表明至迟在7世纪印度本土就有人使用纸〔38〕。至于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季先生没有给出具体的结论。我们认为，应当与传入西藏的时间大致相当，也就是在唐以前。这当然也是本文的一个推论，没有多少更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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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浇纸法为什么在这一地区长期保存的问题，我们认为与其宗教用途有关。按照李晓岑先生的说法，抄纸法产品主要作为文化用纸和卫生用纸等，而浇纸法产品则主要作为佛教经书用纸。他把这种产品用途上的差异看作两种工艺的本质区别，这在逻辑上当然讲不通。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由此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些地区之所以仍保留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也许是因为宗教文化具有更为严格的继承性。他们造的纸是用于写经的，写经的纸祖祖辈辈就是这样造的，所以就这样造下去。其他方法虽可以造纸，但不是这里用的写经的纸，因而不值得借鉴。同藏族保存了浇纸法工艺相似，纳西族之所以能保存这种较为原始的工艺，可能同样与其独特的东巴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近代以后浇纸法在许多地区仍在使用。D·亨特的著作中就记录了他于20世纪中期在中国广东省看到的浇纸法造纸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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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我们在夹江手工纸产区调查时看到，离县城不远的马村乡的手工纸工艺这些年演变得很快，基本上清一色生产书画纸，全乡境内几乎找不到一家仍用传统方法制浆的纸坊。但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相对偏僻的华头村却就保留了许多完全采用较为原始的工艺的产纸户。这说明工艺的演变在稍大一点的范围内就不是同步的。总有一些地方坚持采用原有的工艺。纳西族的造纸工艺未必是直接从中原传入，很可能是在较晚的时期从周边的某个地方传入的，而这个地方恰好保留了这套较为原始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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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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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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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91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位。1999年评为研究员。曾任中国近现代与世界科学史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and Medicine）副主席（1999～2002），中国数学史学会副理事长（2002～2006）；《自然科学史研究》编委、《中国科技史研究》编委、《法国汉学》编委、《暨南史学》特邀编委。曾应邀访问美、日、法、英、德、葡、意大利等国。1999～2000年度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member）。发表学术论文（中、英、法、日文）六十余篇。1998年获首届“立青中国科学史青年学者杰出论文奖”，1999年获首届“大象优秀科技史论文奖”一等奖。1999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天文学在欧洲”项目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12届（2004～2005年度）学术研究奖学金获得者。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典志组科学技术志主持人（2005～20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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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 [:170110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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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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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与火药、指南针一起，早被西人称为中国的三大发明。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纪曾说：“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若再加上造纸术，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作出的伟大贡献，也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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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被称为“神圣的艺术”，又号称“文明之母”，其重要性人尽皆知。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泉之一，就是印刷的书本。中国在公元7世纪唐初贞观年间发明雕版印刷，比欧洲早约700年。11世纪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则比德国谷腾堡早约400年。1300年以来，由于印刷术的广泛采用，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对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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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雕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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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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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是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古今中外学者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分为七种，即：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五代说、北宋说。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未免过早，北宋说又太晚，均不能成立。清代流行的五代说，已为敦煌发现的唐咸通本《金刚经》等实物所推翻；而隋朝说因为误解文献，信者已不多，比较可信的只有唐朝说了。由于唐朝统治约300年（618～907年），对于印刷术的具体发明年代又多有不同说法，有初唐说、中唐说等，而以唐末说占多数。有人提出7世纪唐初贞观说，根据的是明代杭州人史学家邵经邦（1491～1565年）的《弘简录》。这条材料首见于清人郑机（约卒于1880年前）的《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弘简录》卷四十六原文云：“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年三十六。上为之恸。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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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行”两字即是雕版印行，意思很明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636年），可见此书的印行，就在这年或稍后。当时民间或已有印本出现，所以太宗才想起把它出版。问题在于邵氏是16世纪的史学家，其书究属第二手史料。两《唐书》、《通鉴》、《太平御览》虽然提到《女则》，但都没有“令梓行之”一句。不过《弘简录》是一部正式通史，邵氏曾将之自比于宋郑樵的《通志》，是他花了十五年工夫，四易其稿才得以写成。从中可见邵氏之谨慎不苟，又自称“述而不作”，因此他的说法应该不是凭空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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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玄奘法师曾经印施佛像，亦可为此说旁证。唐冯贽《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云：“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629年）西游印度，645年回国，麟德元年（664年）圆寂，所以印制佛像一事应该在他回国以后。他用纸印的普贤菩萨像，每年多至五驮，数量不少，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而敦煌发现的五代单幅大张普贤像与文殊观音像，即可能与玄奘所印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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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学者陆深则是第一位主张印书始于隋开皇年间者。陆氏《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594年1月5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此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