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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均不能证明东汉、六朝、后赵、北齐及隋朝已出现雕版印刻书籍这一史实，只有少数可作为唐初贞观说的佐证。当然，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尚有待于新史料与考古实物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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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刻书地点可考者，有京城长安、东都洛阳、越州、扬州、江东、江西等地，尤以益州成都较为发达。8世纪长安出现了书坊，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照片唐写本《新集备急灸经》，下题“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背面是咸通二年（861年）写的阴阳书，三年写的神灵药方，可知它是咸通以前所印，而写本《灸经》是从印本传抄的。又上都东市大刁家印《历书》。西安藏有长安市西郊晚唐墓出土的印本《陀罗尼神咒经》，中间为佛像，似着色，四周方形为汉文咒语，与唐成都卞家印卖的咒本相似，疑是长安产品。原藏在一铜盒内，铜盒有唐咸通年号，则此方印本当为咸通或咸通以前所印，是国内现存最古的唐印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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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发现的《金刚经》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语一行。这卷佛经被公认为是现存世界最古的印本书之一。王玠为普通民间信佛弟子，出资印经。他印造的动机，是为他的父母祈福消灾，故称“为二亲敬造普施”。卷首有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扉画（如图2.1所示），妙相庄严，刻镂精美，是一幅成熟的作品，是世界印刷史上的冠冕，现藏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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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石塔内发现木版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陁罗尼经》（如图2.2所示）。据学者考订，认为它是704～751年（新罗圣德王三年-景德王十年，即唐武则天长安四年—玄宗天宝十年）间刊印的。这卷佛经比咸通本《金刚经》长四尺，又约早一百几十年，比770年日本宝龟本《无垢净光根本陀罗尼经》等四种，也早几十年，被称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版印刷中的珍宝。此经使用了四个武则天的制字（证、授、地、初）。然而有武后新字并不能证明它是新罗印刷，却可证明为唐朝的雕印。载初元年（689年）武后创制了十多个制字，译经者、刻版者为了遵从武后法令，或社会上已流行，才会使用这些新字。假使这些新字传到新罗，也只能在少数文人偶一使用，不会很流行，因为新罗没有遵从武后法令的必要。至于一般书写或刻书，自然乐于常用的字体，而不会用写刻麻烦、笔画繁复的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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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频繁，贞观十三年（639年），新罗、高句丽、百济各遣子弟人唐国学读书。过了十年，新罗用唐衣冠。新罗僧慈藏自唐取去《三藏》四百余函，举国欢迎。僧洪庆又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回国。既然卷帙浩繁的整部《大藏》，几次被他们和尚运载回国，那么轻轻一卷印本佛经，被他们携归，自然更在情理之中。因此学者认为它是8世纪初唐朝的印本，而不是新罗自己刊的。在此卷经后几十年，日本出现了宝龟本《陀罗尼经》。据说被藏在百万小木塔中，因为数目大，可能是日本自造，但受中国刻经的影响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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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虽只短短五六十年，但是朝代更替频繁，各地军阀割据，形成十数个地方政权；加之契丹等族的掠夺屠杀，使得开封洛阳一带中原地区数百里无人烟。而较为偏远地区如蜀、南唐、吴越、闽国，却保持偏安局面，成了文化中心，经济繁荣，印刷业也比较发达。政府出版了监本经书，为后世监本之滥觞，因此在印刷史上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刻书地点有开封、江宁、杭州、青州、瓜州、沙州、闽、蜀，其中尤以开封、成都、杭州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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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建立之后，政府不但热心于国家图书馆之收藏补充，更大力提倡刻书。国子监等刻印儒家经典、史子医书，除颁发各地外，并许可印卖。因宋代君主多崇释、道二教，故又镌刻佛、道两藏。在这一情势下，私人对于编刻书籍的兴趣大增，南宋地方官从事刻书成为一时风气。陆游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王明清云：“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陆游父子、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无不刻书。他们或刊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其地乡贤名宦著述。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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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机关安抚使司、茶盐司、提刑司、转运司、郡斋、县斋、郡庠、府学、县学、学宫、书院等都刻书，成为官书。其中以郡斋、州学所刻为较多。此外还有公使库本：宋于各州军边县都设立公使库，供给往京官吏的食宿。公使库有所谓公使钱、公使库醋钱等名目，除作为免费招待官员外，又有余款可以刻书，有的还设有印书局。地方官刻书有时亦动用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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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开封、临安、婺州、衢州、建宁、漳州、长沙、成都、眉山，纷纷设立书坊，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故宋代官私刻书最盛，为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宋代刻版书代替了手抄，给读者以莫大方便，使科技文化得到大发展。宋代刻书的特点有三：一为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二为刻本内容丰富，品类齐全，印造精美，为后世不能及。三为刻书地点的逐步增多。北宋刻书之地可考者不过三十余处，而南宋则约近二百处。南宋十五路几乎没有一路不刻书，而浙、闽、蜀三地所刻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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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在北宋时已有书坊，南渡后私人书铺更多，纷纷设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书籍铺，又叫文字铺。可考的有二十家，其中有的还是从汴京迁来的。杭本刊刻精良，名闻国内外。宋藏书家叶梦得云：“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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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阳县与建宁府附郭的建安县，是南宋出版业的中心之一。福建刻本称为“闽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镇所出的，称“麻沙本”。麻沙本因为粗制滥造，旨在速售，错误较多，几乎成了劣本或恶本的代名词。又用柔木刻版，字画容易模糊损坏，多用本县出产的竹纸来印，纸质脆薄，颜色黄黑，因为内容与材料形式都不好，所以给人一种不良印象。但是因为“福建本几遍天下”，品种繁多，成本低廉，因此流传到现在的宋版书，以建本为较多，自然其中也不乏刻书精美与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南宋时，连孤悬海外的琼州也刊有医书。可以说南宋时代的雕版印刷，几乎传布到全国各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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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的书籍，由于历代兵火，大部分都已不存。而宋人著作传世较多，一部分古代作品也靠宋代印本流传下来。所以宋代印刷对于保存中国古代文化，其功甚大。宋代不但首次雕印了先秦汉代诸子哲学著作，还出版了不少科技书。而医学因政府的重视，尤为发达，官私出版的医书最多。古今类书有不少版本，还出现了消遣娱乐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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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差人往成都雕《佛藏》，这是中国第一次雕印《大藏经》，也是国内外各种《佛藏》的祖版，被称为“益州版”，因始刊于开宝年，或称《开宝藏》。后来福建僧俗在福州东禅等觉院开雕《大藏经》版一副，称《崇宁万寿大藏》，或称“东禅寺版”。而福州城内开元禅寺也雕造了《毗卢大藏经》版，称“开元寺版”。两浙西路湖州归安县宣和中任密州观察使致仕的王永从，于绍兴二年（1132年）捐舍家财，于思溪圆觉禅院内开镂《大藏经》，称《思溪圆觉藏》。嘉熙三年安吉州（即湖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刊佛经，称《思溪资福藏》。苏州一带僧俗在平江府陈湖中碛砂延圣院设立大藏经局，自理宗绍定四年七月开雕，至元英宗至治二年始毕功，称《碛砂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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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也刻有两部《契丹藏》，金代、西夏都有不少刻书。和宋代相比，元代刻书渐趋衰落，至明代刻书又大盛。清代雕版印刷由盛转衰，木活字流行，道光后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雕版印刷被逐渐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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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印、版画及彩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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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套印最早的实物，首推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刊《金刚经注》（如图2.3所示）。卷首扉画坐着的无闻老和尚注经，侍童一人，旁立一人，书案、方桌、云彩、灵芝均红色，上旁松树黑色。正文经注亦朱、墨两色，书名《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红色。时间应在1340～1341年间。雕版创用两色，实是印刷史上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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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州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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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末，湖州闵、凌两家才把套印技术发扬光大，由两色而发展为三色、四色，甚至五色，这在色印史上更是一大进步。湖州套印约始于万历九年（1581年）凌瀛初的《世说新语》，一说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闵齐伋的《春秋左传》。两家印本均为万历、天启、崇祯间产品。明胡应麟云：“近湖刻、歙刻骤精。”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湖刻之所以精美，当因采用双印，即套印而言。闵齐伋是乌程县秀才，家资富有。齐伋所刻有老、庄、列三子，诸家诗集及《楚辞》，其兄弟子侄也多刻书。凌氏一家则有凌瀛初及凌濛初，凌濛初刻《孟浩然诗集》，其家族也多有刻书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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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印本以各种鲜艳的彩色，印在雪白连四纸上，娱目怡情，吸引读者的喜爱，最适合于有评注及各种标点符号的作品与地图，使人一目了然。栏上录批评，行间加圈点标掷，务令词义显豁，段落分明，最便初学诵读。行字疏朗，便于套印，框中无直线，框内多为8行或9行，每行19字。这类印本尤其三四色者，一书而用数书之费，既费资本，又耽误时间，并须有一定的印刷技巧，才不至于参差出格。闵、凌两家套印书共有144种，大多数为朱、墨两色，三色者13种，四色4种，五色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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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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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印刷的特色之一是版画的发达。插图书籍一书少或数幅、数十幅，多则甚至一两百幅。不特数量大，而且质量又往往超宋轶元，达到版画艺术的高峰。插图或为上图下文的连环画，或插在每一回目或正文中间，而以集中附在卷首的为多。明成、弘以后，民间说唱、词话、小说、戏曲广泛流行。出版家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推广销路，无不冠图，所谓“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插图能增加图书的趣味性，帮助理解正文的内容，提高读者兴趣，雅俗共赏，受到广大读者的拥护，故明季附图的书籍成为一时风尚。精心雕镂，巧夺天工，俾观者目眩心飞，以迎时好，以广招徕，以万历、天启、宗祯年间最为风行，呈百花齐放的局面。版画约可分为四派：北京派、南京派、建阳派（以上三派版画线条粗放朴实，古趣盎然）、徽州派。徽派版画纤丽细致，姿态妍美，不但眉目传神，栩栩如生，帘纹窗花，也刻镂入微，穷工极巧，是名副其实的绣像绣梓，开卷悦目，引人入胜。刻工大部分产自歙县虬村（或作虬川村），都姓黄，自称新安黄氏，或古歙黄氏。“时人有刻，必求歙工。”他们常被外地请去刻书，有的因为生活工作关系，也就迁居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