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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到锡活字版的，是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说：“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文中所说的近世，是元初，或是宋末，这比西洋用金属活字印书，几乎要早一两百年。王氏明白地说铸锡作字，可见锡字是经过造模浇铸，而不是在锡块上直接刻字，锡字能用铁丝穿成行，想必是每个锡字有小孔，把它们穿好，排在字盘内，再用界条隔开来印书。由非金属的活字，到金属的锡字，在造字工艺上是一大进步。但是由于那时没有好的油墨配合，往往印坏，因此这个新发明，只是昙花一现，未能长久流行。至于锡字创自何人，始于何地，印有何书，王氏都没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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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代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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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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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木活字印刷比元代更为流行，尤其万历年间（1573～1620年）印本更多。胡应麟（1551～1602年）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龚显曾云：“明人用木活字版刷书，风乃大盛。”从流传的实物来看，明代的木活字确是比较普遍。有的印本一开卷便可知其为活版，但有的与雕版难以区别。至于活字中再细分木字与铜字，自然更困难。铜版书有不少标明为铜字，而木活字本则本身很少有标明为木字的。因此对于同一印本常常是甲以为木字，而乙认定铜字，异说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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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府未闻用活字印书，而分封各地的藩王除大量雕印书籍，以表示其崇文好学、附庸风雅外，也有采用活字的。他们所造的多为木字，而非金属活字。宋、元有不少书院刻书，但书院采用活字则起于明代。明代私人亦有活字印书的，如南京监生胡旻即为其中之一。嘉定徐兆稷借用别人的活版，印行其父徐学谟所著记载嘉靖一朝掌故史料的《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一百部。活字版既可以自用，又可借人使用，这是为雕版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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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木活字本有书名可考者约100余种，多为万历印本，弘治以前的极少见。具有地名可考者，除成都、建昌、南京等处外，又有江苏、浙江、福建、江西、云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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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木活字本中有名者有《鹖冠子》，版心下方有“活字版”、“弘治年”或“碧云馆”字样，碧云馆主姓名待考。书皮有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到马裕家藏《鹖冠子》壹部计书壹本”大朱印。首有乾隆癸巳（1773年）御题诗一首。因为乾隆一再提到此书，又为《四库全书》中《鹖冠子》的底本，所以在活字版中颇负盛名。明末南方亦开始用木活字来排印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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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铜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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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金属活字印刷中最流行的既不是锡字，也不是铅字，乃是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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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锡（华氏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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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铜活字印刷，当以明代华燧会通馆所制的为最早。华燧（1439～1513年）字文辉，号会通，江苏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辄为辨证，手录成帙。既乃范铜版锡字，凡奇书艰得者，悉订正以行，曰：‘吾能会而通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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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宝《容春堂集·会通君传》云：“既而为铜字版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他的铜字大约制成于弘治三年（1490年），据其自述：“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版乐天之成。”他的最初动机只是为减少手笔抄录的麻烦，后来乃得以公行于天下。当时有人打算把《宋诸臣奏议》重新刻版，但是惧怕费用浩大，于是就请会通馆活字铜版印正，以广其传，终于弘治三年印成五十册。由于当时只用一付活字，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内双排，参差不齐，有的字只印出一半，墨色模糊邋遢，沾手便黑；加之校勘不精，脱文误字，每卷都有，甚至有脱一两页者，字句不贯，文义隔绝，印得实在不甚高明，然而它却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后来华氏又陆续印行宋人潘自牧的《纪纂渊海》、谢维新的《古今合璧事类前集》，与未详作者的《锦绣万花谷》。后者分华家小铜版与大铜版两种，小铜版当指小铜字，大铜版当为大铜字。会通馆铜版印书可考者约十九种，在明人铜字印本中数量方面首屈一指，而时间又最早。其中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印的《宋诸臣奏议》（如图2.13所示）、《锦绣万花谷》、《容斋五笔》、《百川学海》、《九经韵览》、《文苑英华纂要》、《音释春秋》、《古今合璧事类前集》等八种，相当于欧洲的摇篮本，特别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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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燧的叔伯华珵，成化八年（1472年）贡生，做过一任北京光禄寺署丞，窖粟万钟，辟田千顷，书画古董多有收藏，且精于鉴别。康熙《无锡县志》说他“又多聚书，所制活版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苏州名士祝允明云：“光禄（指华珵）年逾七十，而好学过于弁髦。又制活字版，择其切于学者，亟翻印以利众，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梦溪（即沈括）《笔谈》述活版法，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然印有当否，则其益有浅深。”他虽比华燧大一辈，但选印的陆放翁《渭南文集》、《剑南续稿》两书都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印，比会通馆的稍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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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燧的亲侄华坚，也在正德年间印书。华坚印书多有“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版印行”牌子或刊语，又有“锡山”两字圆印，及“兰雪堂华坚活字铜版印”篆文小印。兰雪堂印有汉蔡邕、唐白居易、元稹等著名文学家的诗文集，马总《意林》，及唐人类书《艺文类聚》。后者有华坚的儿子华镜正德乙亥（1515年）写的后序。兰雪堂本一行内排印两行，被称为兰雪堂双行本，传世稀少，颇得藏书家的好评，但《蔡中郎集》亦“亥豕鲁鱼，无页不有”。兰雪堂所有印本多注明活字铜版，其活字有“刊字芦宽”，似乎是镌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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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无锡地方除上述华珵外，又有三大富豪，当时的民谣说：“安国、邹望、华麟祥，日日金银用斗量。”三家之中尤以安国（1481～1534年）为魁，富几敌国，称“安百万”，单是在松江府的田就有二万亩。安国居无锡胶山，种桂花二里余，因自号“桂坡”。以布衣经商起家，曾修筑常州府城，遇荒年出银米赈济，有“义士”之称。他喜欢购买古书名画，闻人有奇书，必重价购之，以至充栋，然后“铸活字铜版，印诸秘书，以广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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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造字印书，约始于正德七年（1512年）左右。时南京吏部尚书廖纪修有《东光县志》六卷，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版，就托他代印。正德十六年安氏印好后，就送去。这部正德《东光县志》可说是中国唯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安氏印书一般多不记年月，只有《吴中水利通志》标明“嘉靖甲申（1524年）安国活字铜版刊行”。明俞泰跋安刻《初学记》云：“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今印本可考者十种，数量仅次于华燧。清初钱谦益《春秋繁露》跋云：“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可知他印书比较认真，错误较少。明秦金撰安国墓志铭说“铸活字铜版”，由于秦氏与安国同乡又同时，此说应该可信。而安国的后代安吉却说“镌活字铜版”，印行《颜鲁公集》、徐坚《初学记》等书。金属所铸造或镌刻的，应是活字的本身，而不是安放活字字印的铜版或铜盘字架。安国造字约在正德年间，后于会通馆约20多年，当时他30岁左右，因此不管是铸是刻，都是仿华氏制造的。清初安璿说：“翁（指安国）闲居时，每访古书中少刻本者，悉以铜字翻印，故名知海内。今藏书家往往有胶山安氏刊行者，皆铜字所刷也。”其实安国印书，虽多用铜字，但仍有木刻本，如沈周《石田诗选》（正德）及《左粹类纂》称锡山安国刻于弘仁堂，《颜集》、《初学记》既有铜版，又有木版。可惜的是安国死后，“六家以量分铜字”，全部铜字同其他田地财产一样，也被六个儿子四六瓜分，每人所得的铜字各残缺不全，成为无用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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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燧传有“范铜版锡字”一句，故有人怀疑华氏会通馆除铜字以外，似乎也铸过锡字。但究竟是铜是锡，或两者均有之，在未发现当时活字实物，及更详细可信之史料前，尚难下结论，故一般仍把华氏活字列入铜活字中。至于安国的活字，因有其裔孙安璿“量分铜字”的记载，可以肯定是铜活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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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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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近旁的常州也有铜版，称“常州铜版”。常州铜版，只有明嘉靖间藏书家开州人晁瑮宝文堂藏有《杜氏通典纂要》、《艺文类聚》两种，未详出于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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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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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又有金兰馆、五云溪馆、五川精舍、吴郡孙凤等各家印书，多在今苏州一带，正如祝允明所说“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上海唐锦《龙江梦余录》云：“近时大家多镌活字为铜印，颇便于用，盖起于庆历间时布衣毕昇为活版。”明谢启元《谢先生杂记》亦云：“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其法盖起于庆历间，时布衣毕昇为活版，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作铁版二，密布字印，一版印□，一版布字，更互用之，瞬息可□□本，其费比铜字则又廉矣。”铜字之便利，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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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年间长洲还有人印了《唐五十家诗集》。正德五年（1510年）舒贞刻《曹集》，田澜序云：“舒曰：‘往岁过长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卖之无余矣。近亦多问此集，贞久无以应之。盖彼活字版，初有数，而今不可得也。”明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云：“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李端集》”，故可知为徐缙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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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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