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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县谱匠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为了把字排得更好更快，把字盘分常用字盘与生僻字盘两类，又称内盘与外盘。内盘放置常用的皇帝年号，天干地支，年月日时，长次幼男女，讳字号行，娶配适葬，一、二、三、四……数字及之、乎、者、也等虚字。外盘为便于记忆，编成“君王立殿堂，朝辅尽纯良”等五言诗二十八句。把头脚偏旁同类的字排在诗句的每一字下，如君（群）王（弄理圣王）立（产端）殿（殿殳）堂（尚掌），只要记住诗句，检字就比较迅速。这样既不同于武英殿的字柜，又异于王祯的转轮盘，在文字排列上，又突破了字典的部首常规，这种革新创造精神是很可取的。他们由五六人或七八人组成一班，内分刻字、图像、排字、刷印、打杂，而以包头（经理）总其成。工作时间视族分大小，谱中资料多少而定，少则一两月，多则四五月或半载即可完工。宁波所属鄞县、慈溪、镇海、奉化亦流行谱牒，台州、金华、衢州所属次之，浙西又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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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以常州、无锡一带为最盛。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负盛名。包世臣云：“常州活版字体差大，而工最整洁，始惟以供修谱，间及士人诗文小集，近且排《武备志》成巨观，而讲求字画，编排行格，无不精密。”又“底刻而面写，检校为易，以细土铺平，版背折归皆便。”常州木字一头刻字，底面又写字，所以拣字归字比较容易。又用细土在字盘内铺平，作为垫版之用，以此印工被称为“泥盘印工”。因为常州泥盘印工技术高明，所以安徽人将省立的官书局——曲水书局设立在常州龙城书院先贤祠内，醵金招募梓人，自备聚珍。甚至有四川人把家谱稿本也寄到常州排印，而常州印工不到四五十天，就把《泸州南门高氏族谱》印好。常州附近的苏州府、镇江府及其所属各县也流行家谱。安徽则以旧徽州府绩溪、歙、黟、休宁、祁门、婺源六县及桐城为盛。安庆、宁国、池州、庐州四府偶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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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一般印数自七八部至十数部，或二三十部，也有多至四五十部甚至一百部的，每部编成字号，由各房珍藏。多用洁白连史纸印。开本甚大，因为木字大，本子自然随之而大，普通多为高约30厘米左右，宽约20厘米左右。绍兴、宁波一带的印本，有高至46厘米，宽至37.5厘米的。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江西余干《黄埠徐字宗谱》竟高至50厘米，宽至33厘米，比一般印本宽大得多。清代活字家谱除木字外，又有用泥字或铜字印的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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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铜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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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府最早制作的活字是铜字，比木字约早60年。康熙年间已有了铜字，《星历考原》、《数理精蕴》、《律吕正义》这几部天文、数学、音乐书籍，康熙末都用内府铜字排印。陈梦雷在诚亲王胤祉邸，借用内府铜字，印行了他的《松鹤山房诗集》九卷，《文集》二十卷。诗文集宋字而略近颜体，笔画较粗，与《古今图书集成》横轻直重的标准方体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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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雷，康熙九年进士，因附耿精忠被发配关东。康熙三十七年东巡，梦雷献诗，得赦还京，皇帝令其辅导皇三子胤祉读书。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曾研精覃思，利用王府及自己藏书，编辑了一部包罗万象的类书3600余卷，名为《汇编》。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月开始，向王府领银雇人抄写，至四十五年四月全书告成。仅在5年内，完成了这部大书的初稿。五十五年进呈钦定，赐名《古今图书集成》，于同年设馆，由陈梦雷所取修书人员80人，继续增订，约于五十八年完成。陈氏《汇编》原为3000余卷。《图书集成》有1万卷，似乎是增加了6000多卷。这部有1600千万字的巨著，还是国内外学者经常使用的重要参考书。用铜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清内府最大的印刷工程。康熙五十九年奉谕旨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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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称，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武英殿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比木刻宋字（明体）、软字（楷体）的工资几乎贵几十倍，金属坚硬，比木版难刻，工价自然倍增。当时不说铸铜字人，而说“刻铜字人”，可见铜字是刻的。这部大类书排印完工后，没有听说再印何书，就把大批铜字藏在武英殿的铜字库，设有库掌一员，拜唐阿二名，专门管理。后来就被这些管理人员监守自盗，恰巧北京钱贵，他们怕受罚，就建议毁铜铸钱。乾隆九年（1744年）将铜字库所残存的铜字、铜盘统统销毁，改铸铜钱。后来乾隆想出版从《永乐大典》内辑出来的佚书时，已后悔无及，不得不重新雕造大批枣木活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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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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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间使用铜活字最早者，要算吹藜阁，吹藜阁主人可能为苏南常熟一带人。其印本有《文苑英华律赋选》四卷，在书名页与目录下方及卷四终末行，均有“吹藜阁同版”五字，同版就是铜版的简写，明人或写作“仝版”。书为虞山钱陆灿选，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钱氏写的自序说：“于是稍简汰而授之活版，以行于世。”封面说是铜版，他又说是活版，其为铜活字版无疑。不过他没有说明铜活字版是自己的，或借用别人的。它的出版比《图书集成》要早四十年，是清代最初的铜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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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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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铜字印书可考的，有咸丰二年（1852年）吴钟骏用聚珍铜版，印行他的外祖父长洲孙云桂所著的《妙香阁文稿》三卷，《诗稿》一卷。吴氏在跋文中称：“今岁长夏，校巡事毕，始以聚珍铜版，排次成文，印以行世。”他在杭州做官，遇聚珍版，就把它排印，可知铜字并非他自有，而是借用别人的。另一部杭州铜字本，是第二年（1853年）满洲人麟桂在浙江做官时排印《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末册有“省城西湖街正文堂承刊印”一行，是由麟桂出资，而由杭州书坊承印，书中只说用活字版印之。何以知其为铜字呢？因为它与福田书海林氏的铜版字体完全相同，以致又有人以为这部丛书是咸丰三年林氏铜版本。案林氏铜版本有《军中医方备要》，而此丛书七种中，也有这一种，两相比较，两书内容相同，字体行款一模一样，但有一两页未满行的，字数却不同，两本同中有异，可知并非一时所摆。盖一印于福州，一印行杭州，致有此微异。林氏排印的似乎只有《军中医方备要》，而此七书中每种前有麟桂题词，并无林氏之名，封面题麐月方伯集印，其为麟桂印于杭州无疑。又《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的字体，与上述《妙香阁诗文稿》也几乎完全相同，而《妙香阁诗文稿》明明是铜聚珍本，因此他们都是铜字本。杭州所用的铜字，大概就是福州福田书海林氏的铜字，至于何以他的铜字会流落到杭州，则文献不足，无从查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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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州（林春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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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书海的铜活字，为福州林春祺所造。春祺20岁时曾赴杭州、苏州读书，跟他的父亲宦游洛阳、广东。他从小就听他的祖父和父亲谈起古铜版书，常常惋惜社会上没有铜版，以致古今博学之士的宝贵著作，因无力刊版而失传。他为了实现祖父的志向，于是从18岁那年起，就捐资兴工镌刻，花了20多万两银子，辛苦了20年，终于照《洪武正韵》笔划，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20余万字，古今字体悉备，大、小书籍皆可刷印。林氏镌刻了大、小铜字多至40余万个，在亚洲制造金属活字史上是罕有其匹的。这样在制造时财力、物力、人力上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无怪他说：“为之实难，成更不易，中间几成而不成者屡矣。半生心血，销磨殆尽，岌岌乎黾勉成此。”又说：“岁乙酉（1825年）捐资兴工镌刊，时春祺年十八，至丙午（1846年）而铜字版告成。”前后经过21年，时林氏年仅40岁。林氏原籍福清之龙田，因即名此铜版为“福田书海”云。林氏所印有顾炎武《音学五书》，而所见者只有顾氏《音论》和《诗本音》两种。在《音论》卷首有林氏自己写的《铜版叙》一篇（如图2.15所示），说明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是中国制造铜活字的仅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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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反面有“福田书海铜活字版，福建侯官林氏珍藏”四行。《诗本音》末记镌刊铜版姓名，有“古闽三山林春祺怡斋捐镌”字样。铜字楷体精美，纸墨精良，每页版心下方均有“福田书海”四字。又林氏所印《军中医方备要》二小册，黄纸封面题“侯官林氏铜摆本”，行款字数与前二书同，版心却无“福田书海”四字，亦无出版年月。林春祺又印有《四书便蒙》十四册，版心有“福田书海”，扉页有“考镌铜字侯官林氏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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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湾（武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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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嘉庆十二年（1807年）出现了铜活字本。有一位满洲将军武隆阿，姓瓜尔佳氏，正黄旗人，当时任台湾镇挂印总兵官，造铜字印书。龚显曾《亦园脞牍》卷一云：“台湾镇武隆阿刻有铜活字，尝见其《圣谕广训注》印本，字画精致。”安徽人姚莹道光间在台湾做官时，也看到武氏的铜字本，说：“此间有武军家亦铸聚珍铜版，字亦宋体，而每版只八行，不惬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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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铜版书虽不及明代之多，而除江苏、浙江、福建外，又有北京与台湾，流行的范围却更广泛，而规模之大，雕刻之精，也胜过明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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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锡活字（佛山邓姓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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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人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的记载，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人不但铸造过大批锡字，并有锡活字本的出现。广东佛山镇为清代四大镇之一，工商业发达，赌博特别兴盛。有一位邓姓印工为了印刷彩票，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铸造锡活字，当年五月以前就铸成了两付活字，字数超过15万。他花了一万元以上资本，前后造成三付活字，共二十多万个，一付是扁体字，一付是长体大字，又一付为长体小字，作正文的小注用。他的铸造方法是首先在小块木头上刻字，把笔画刻清楚，用刻好的木字印在澄浆泥上，再把熔化的锡液浇入泥模中，等到锡液冷却凝固后，敲碎泥模，取出活字，经过修整，使其高低一律。这些碎泥第二次仍可用来做泥模。据说这比西洋用铜模铸字既简便，又经济。为了节约金属材料，他所铸锡字只有四分多高，比外国铅字短矮。印刷时他把活字一个个排列在光滑坚固的花梨木字盘内，扎紧四边，以免印刷时活字跳动，字盘三边各有一脊背，高与活字齐，印成时即为书的一面的边栏。用纯黄铜做界行，半页10行，中间被版心隔开，与雕版书一样，把一页分成两面。当稿子校正后，即上墨用刷帚来印刷。之后他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咸丰二年（1852年）印成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凡19348面，订成120大册，字大悦目，纸张洁白，墨色清楚，这是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锡活字印本。他在造模铸字方面有独创性，在排印用墨的技术也很成功。他还印了几种别的书，但书名已不可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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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在公元7世纪的中国诞生，活字印刷术又在11世纪由中国人首先发明，其中的源流、发展值得我们自豪和纪念，其中的历史悬疑也尚待人们去进一步探究。1300年以来，中国始终以雕版印刷为主，活字印书始终居次要地位。在活字印刷中又以木活字为主，且多出于私人之手。较为少见的官刻活字有康熙内府刻铜字及乾隆造木活字等，但并未普及。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西方的石印、铅印技术输入中国，传统中国印刷技术被逐步淘汰，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随着新世纪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如何在当今信息化、电子化的环境里完善发展中文印刷的技术将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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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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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