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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书海的铜活字，为福州林春祺所造。春祺20岁时曾赴杭州、苏州读书，跟他的父亲宦游洛阳、广东。他从小就听他的祖父和父亲谈起古铜版书，常常惋惜社会上没有铜版，以致古今博学之士的宝贵著作，因无力刊版而失传。他为了实现祖父的志向，于是从18岁那年起，就捐资兴工镌刻，花了20多万两银子，辛苦了20年，终于照《洪武正韵》笔划，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20余万字，古今字体悉备，大、小书籍皆可刷印。林氏镌刻了大、小铜字多至40余万个，在亚洲制造金属活字史上是罕有其匹的。这样在制造时财力、物力、人力上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无怪他说：“为之实难，成更不易，中间几成而不成者屡矣。半生心血，销磨殆尽，岌岌乎黾勉成此。”又说：“岁乙酉（1825年）捐资兴工镌刊，时春祺年十八，至丙午（1846年）而铜字版告成。”前后经过21年，时林氏年仅40岁。林氏原籍福清之龙田，因即名此铜版为“福田书海”云。林氏所印有顾炎武《音学五书》，而所见者只有顾氏《音论》和《诗本音》两种。在《音论》卷首有林氏自己写的《铜版叙》一篇（如图2.15所示），说明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是中国制造铜活字的仅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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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反面有“福田书海铜活字版，福建侯官林氏珍藏”四行。《诗本音》末记镌刊铜版姓名，有“古闽三山林春祺怡斋捐镌”字样。铜字楷体精美，纸墨精良，每页版心下方均有“福田书海”四字。又林氏所印《军中医方备要》二小册，黄纸封面题“侯官林氏铜摆本”，行款字数与前二书同，版心却无“福田书海”四字，亦无出版年月。林春祺又印有《四书便蒙》十四册，版心有“福田书海”，扉页有“考镌铜字侯官林氏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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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湾（武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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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嘉庆十二年（1807年）出现了铜活字本。有一位满洲将军武隆阿，姓瓜尔佳氏，正黄旗人，当时任台湾镇挂印总兵官，造铜字印书。龚显曾《亦园脞牍》卷一云：“台湾镇武隆阿刻有铜活字，尝见其《圣谕广训注》印本，字画精致。”安徽人姚莹道光间在台湾做官时，也看到武氏的铜字本，说：“此间有武军家亦铸聚珍铜版，字亦宋体，而每版只八行，不惬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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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铜版书虽不及明代之多，而除江苏、浙江、福建外，又有北京与台湾，流行的范围却更广泛，而规模之大，雕刻之精，也胜过明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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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锡活字（佛山邓姓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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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人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的记载，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人不但铸造过大批锡字，并有锡活字本的出现。广东佛山镇为清代四大镇之一，工商业发达，赌博特别兴盛。有一位邓姓印工为了印刷彩票，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开始铸造锡活字，当年五月以前就铸成了两付活字，字数超过15万。他花了一万元以上资本，前后造成三付活字，共二十多万个，一付是扁体字，一付是长体大字，又一付为长体小字，作正文的小注用。他的铸造方法是首先在小块木头上刻字，把笔画刻清楚，用刻好的木字印在澄浆泥上，再把熔化的锡液浇入泥模中，等到锡液冷却凝固后，敲碎泥模，取出活字，经过修整，使其高低一律。这些碎泥第二次仍可用来做泥模。据说这比西洋用铜模铸字既简便，又经济。为了节约金属材料，他所铸锡字只有四分多高，比外国铅字短矮。印刷时他把活字一个个排列在光滑坚固的花梨木字盘内，扎紧四边，以免印刷时活字跳动，字盘三边各有一脊背，高与活字齐，印成时即为书的一面的边栏。用纯黄铜做界行，半页10行，中间被版心隔开，与雕版书一样，把一页分成两面。当稿子校正后，即上墨用刷帚来印刷。之后他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咸丰二年（1852年）印成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凡19348面，订成120大册，字大悦目，纸张洁白，墨色清楚，这是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锡活字印本。他在造模铸字方面有独创性，在排印用墨的技术也很成功。他还印了几种别的书，但书名已不可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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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版印刷术在公元7世纪的中国诞生，活字印刷术又在11世纪由中国人首先发明，其中的源流、发展值得我们自豪和纪念，其中的历史悬疑也尚待人们去进一步探究。1300年以来，中国始终以雕版印刷为主，活字印书始终居次要地位。在活字印刷中又以木活字为主，且多出于私人之手。较为少见的官刻活字有康熙内府刻铜字及乾隆造木活字等，但并未普及。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西方的石印、铅印技术输入中国，传统中国印刷技术被逐步淘汰，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随着新世纪中国的日益强大，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如何在当今信息化、电子化的环境里完善发展中文印刷的技术将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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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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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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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祖籍江苏高邮，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196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1963～1973年从事国防科研，参加“两弹一星”相关工作。1974年至今，在军事科学院从事中国火器史、中国军事技术史、明代军事史研究，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中国火器史》、《世界火器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中国军事科技通史》、《火药与火器的西传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古代兵器》、《速读中国古代兵书》、《中国古代兵书》增订版、《中国历代名将》等13种。合著有《中国近代战争史》、《中国军事通史·明代军事史（上）》等5种。参加编写的有《人物传记》等10多种、辞书10多种。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撰写“古代兵器”等条目60多个。发表论文40多篇。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证书。2007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名词审定委员会顾问。2008年4月入选为《军事科学院专家名录（军事历史专家）》。立三等功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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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 [:170110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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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火药的发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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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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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Gunpowder；指南针，Compass；造纸，Paper-making；印刷术，Printing）之一。历史发展证明，火药不是某一个人在一时一地的发明，而是由中国古代医学家、药物学家（即本草学家）和炼丹家，在上千年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积累的基础上，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前发明的。这种火药是用硝（即硝酸钾，KNO3）硫（S）炭（C）三种粉末拌和的混合火药，因其在燃烧后会生成大量的黑色烟雾而被称为黑色火药。硝石和硫磺是配制火药的关键性原料，而没有硝石的发现则根本不可能发明火药。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正是根据13世纪后期以前阿拉伯和西方国家还不知道硝石这一事实，才得出了他们不可能发明火药的结论〔39〕。恩格斯在《炮兵》中对中国古代的这一伟大发明创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用它朝一定方向发射重物的是东方国家……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典礼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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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先民在唐以前有关火药发明的科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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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火药的关键性原料硝石，自春秋末至唐代，人们对硝石和硫磺的产地分布、药物特性和化学特性已有较为深入的认知和研究，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至少要早1200～1500年，这正是火药在中国发明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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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硝石和硫磺产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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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石在采用人工方法开采以前，成天然分布状态，大多产于适合其生成条件的地方，以中国古代“陇道”和“蜀道”所经之甘肃和四川等地所产为多，此外还有青海、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这些产地逐渐被中华先民所了解和记载。据春秋末（约公元前6世纪）的《范子计然》曾说“消石出陇道”、“石流磺出汉中”〔41〕。虽然至今尚有人对其书的问世年代和作者有不同的说法，认为《范子计然》可能是秦汉时期（前公元221～公元220年）的人托名计然之作。即便如此，也说明中国至迟在秦汉时期已经知道硝石（即消石）和硫黄（即石流黄）的产地陇道和汉中。陇道是先秦时期甘肃与四川之间的交通网，由甘肃地区的阴平道、西狭道和四川地区的金牛道、阴平道四川段，以及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米仓道等组成，史家又统称它们为陇蜀道。汉代以后许多论及医学及本草学的典籍，都雄辩地证明陇蜀道所经过的不少地方都是产硝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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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医学家陶弘景（456～536年）在《名医别录》中明确地记有“消石……生益州及武都”〔42〕等地的明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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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药物学家苏敬等23人，于唐显庆四年（659年）编写成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新修本草》，药典中列举了益州（古益州包括今四川大部和云、贵、陕、甘、青之一部）、武都（今属甘肃）、西羌（今青海大通）和汶山郡（今川北茂州羌族自治县）等产硝之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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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药已经发明并付诸军用后，宋元明的学者对此问题研究仍在继续进行。北宋的马志等人所著的《开宝本草》、南宋李心传所著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及明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等书，则更为详细地论列了硝石的许多产地。若将明以前历代所记载的硝石产地标绘于一图（如图3.1所示），便足以证明先民对产硝之地的记载是确凿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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