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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罗盘与堪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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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的盘面，最早无疑是来自式盘中地盘。如图4.13所示，是成书于隋唐时期《黄帝宅经》中的地盘图。前所引图4.10是仿汉代式盘绘成的。它们中央为一方口或圆口光滑平面，磁针置此面上，会因地磁场作用而自由转动，并静止在南北方向。这是旱罗盘的肇始。若在此装上一水池（堪舆家称此池为“天池”）以放下磁针，它就是水罗盘。方形罗盘不便观察，于是将其改为圆形。宋初许洞（980～1011年）著其书《虎钤经》，成文于宋真宗景德元年（甲辰年，1004年），景德二年（1005年）进献朝廷。该书《占鸟情》篇绘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位盘（如图4.14所示），其中圆形十二方位盘面当是从方到圆转变时期的一种罗盘。罗盘从方形到圆形，也是仪器史上一大革命。许洞在《虎钤经序》指出，该书“或作于已见，或述于古人”，“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性，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这两种形式的罗盘当为许洞之前人所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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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堪舆家手握罗盘，其信念也必定纳入其中。由宋人集堪舆著作而成的《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经》中绘有一水罗盘（如图4.15所示），且称其为“浮针方气之图”：中央天池，放磁针；第二、三层为十二方位圈或称十二向；第四、五层为二十四向。被明、清两代尊为仙人的唐晚期堪舆师杨筠松（又称杨救贫），于“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即在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也即段成式记述磁针之后40年入山专行堪舆业，在其作《青囊奥旨》中言及“先天罗经十二位，后天方用干支聚”。图4.15留下罗盘方位逐渐细致的历史遗迹。明代吴望岗在《罗经解》中绘下一个罗盘图，称为罗盘“三针总图”（如图4.16所示）。它将图4.15的五层圆圈扩展到七层，每层都有名称。显然，二层、四层之方向标示与图4.14同；三层的24向称为“正针”，它与图4.15第五层相同；五层的24向称为“杨公缝针”（“杨公”即杨筠松），它与图4.15的第四层同；六层以天星表示方向，为宋明间堪舆师所添加；七层称“赖公中针”。“赖公”其名为赖太素或赖文俊，南宋初年人，活跃于12世纪。罗盘上“三针”（正针、缝针、中针）绘图，表明堪舆手段与目的之逐日繁琐、变化。缝针、中针的子午向与正针之偏离，也有可能与历史上地磁极与地磁偏角的变化有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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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降，堪舆罗盘被风水地理师神秘复杂化了。八卦、干支、天星甚而占卜吉凶、术语等全绘在盘面上（如图4.17、4.18、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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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均为堪舆用水罗盘。值得注意的是，旱罗盘也是中国人最早发明并用以堪舆开始。1980年代，在江西临川县宋墓中出土一具“张仙人瓷俑”（如图4.20所示）。该俑右手竖持罗盘置于左胸前，且可见其磁针中央有枢轴式接孔。墓主人为南宋邵武（今属福建）知军朱济南，卒于庆元三年（1197年），葬于庆元四年（1198年）。旱罗盘曾于十二世纪下半叶流行于闽赣地区，当无疑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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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盘与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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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12世纪之交已有文字记述航海用罗盘导向。宋代朱彧《萍洲可谈》描述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是书完稿于宣和元年（1119年）。然而，朱彧父亲朱服于元符二年（1099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官广州帅，是书多述其父所见闻。由此可断，航海中罗盘导向应为11世纪下半叶事。继朱彧文字之后四年，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年）奉命出使高丽，亦述及过洋之日“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宣和奉使高丽国经》卷三十四）。以指南针识方向，非罗盘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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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阴晦之日观指南浮针或水罗盘，乃因晴朗之日尚可用“牵星术”辨方向。“牵星术”即以某种简便工具观测北极星高度。历代海上航行，舟师多积累相关知识。罗盘，作为一种新仪器导航，自然也尚需积累相关经验与知识。13世纪初，罗盘导航终于全天候使用。赵汝适（1170～1231年）于宝庆元年（1225年）完稿的《诸蕃志》中述及“渺茫无际，水天一色，舟舶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赵汝适其人乃宋宗室，累官至朝散大夫。从嘉定十七年（1224年）起，又官福建路、泉州市舶司提举，《诸蕃志》为其时其地搜罗泛海之事所成。后赵汝适半个世纪，吴自牧在其著《梦粱录》（成书于咸淳十年，即1274年）记述南宋自临安（今杭州）出海商贾之事，关于指南针有同《诸蕃志》类似记载。“昼夜守视”指针且不能有“毫厘之差”，必是罗盘无疑。罗盘以24方位定向；若将相邻二向之隔档（也称“缝针”）算入，实为48向（如图4.21所示），因此，它可以指出7.5度内之航向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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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堪舆用罗盘自然均可用以航海，但航海罗盘方位只需一层（或一圈）足够。航海罗盘需要简便、明了，易识易辨。在使用航海罗盘初期阶段，可能就是一个瓷碗或瓷盘，碗边上套接方位圈，或在瓷盘内底釉绘方位。打碎了，再来一个碗（或盘）。这种瓷碗，又称为“针碗”。在旅顺、大连、江苏丹徒县等海岸地区近几十年曾出土金元时代诸多针碗，甚至在河北磁县开河村元代木船上也发现过它。这种碗内底绘有穿过灯草的浮针图样，有些外碗底釉写“针”字（如图4.22所示）。明代，华南窑还专门烧制供航海用瓷罗盘（如图4.23所示）。这些都是早期航海用的水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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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4.25所示是明清时期航海用罗盘。见之于文献所绘或明清实物藏于博物馆者，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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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经验的积累，促使人们知晓航路上各地点（如岛屿、暗礁或海上其他标志处）罗盘应取的方向。古代人称此为“针路”、“指南”，或“针经”、“针谱”、“针薄”。针路需与航行时间（或路程）同时应用，才能抵达目的地。计算航程的长度单位为“更”，大致上，一昼夜分为十更，一更约为60里。明代成书的《指南正法》就“温州往日本针路”写道：“温州开舡，用单甲五更，用甲寅六更，用单寅二十更，用艮寅十五更，取日本山，妙也。”参看图4.21，从温州开船，取“单甲”方向，即罗盘“甲”正中央方向，也相当于船行于东偏北15°；行船“五更”之后，船改变为“甲寅”向，即在罗盘的“甲”与“寅”中缝方向，也即船行于东偏北22.5°；船行六更之后，又改为“单寅”向，即罗盘“寅”字正中方向，也即船行于东偏北30°；又船行二十更后，改“艮寅”向，即罗盘的“艮”与“寅”之中缝方向，也即东偏北37.5°，此向航行十五更，即抵达日本。据此针路计算，此抵达地为日本长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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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正法》又记述了由“日本回宁波针路”：“五岛开舡，用坤申七更，用庚申十五更，用单庚及庚酉二十五更，收入宁波是也。”再对照图4.21，不难发现，回宁波之罗盘取向基本上是往日本的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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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就是古代航海者所谓的针路。许多典籍中关于针路的文字记述，迄今尚可复原成航线图，且与今日航路或航线图一致。如元代周达观（约1275～1346年）于元贞元年（1295年）奉使真腊（今柬埔寨），写下《真腊风土记》，在是书“总叙”中述及针路如下：“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据此文字，考古学家夏鼐曾绘出它的针路复原图（如图4.26所示）。古代人也绘有航海针路图。如，清代周煌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奉使琉球，著《琉球国志略》，并绘有福州至琉球的往返针路（如图4.27所示），其航线旁注明各地山川岛屿、针位、更数。明代茅元仪（约1570～1637年）在其著《武备志》中留下一幅极为珍贵的郑和下西洋航海针路图（如图4.28所示）。